在数字经济加速渗透生产生活各环节的背景下，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转型正由“可选项”转为“必答题”。
贵州山地资源禀赋独特，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对精细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和冷链物流协同提出更高要求。
多位基层实践表明，能用数据指导种养、能用平台对接市场、能用工具管理经营的“数字新农人”，正成为带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
问题方面，当前贵州农村数字化人才供给仍显不足。
一些留守从农群体年龄偏大，数字知识基础薄弱，对智能设备、线上平台、数据工具等掌握有限，难以适应电商运营、智慧种养、农产品溯源、线上金融等新场景的需求。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设备调试、平台规则、数据采集、直播运营等具体问题，往往缺少稳定、及时的技术支撑渠道。
培训环节也存在“学用脱节”现象：课程与实际生产经营痛点匹配度不高，师资多依赖外部专家，授课形式偏集中式、短周期，缺少跟踪辅导与可反复使用的实践平台，导致部分培训难以转化为持续能力。
原因方面，数字化门槛并非单一技术问题，而是“人、机制、资源”多因素叠加的结果。
一是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会用的人少”，青年劳动力外出使得数字技能在村庄内部难以沉淀。
二是数字农业涉及设备、网络、平台、数据等多链条协同，单次培训难以覆盖复杂应用场景，而基层服务体系对新技术响应速度不足。
三是培训供给侧仍存在标准化课程不足、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培训效果难以量化、难以复制。
四是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与应用场景建设不均衡，缺少“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的示范样板，影响农民学习意愿与投入信心。
影响方面，数字人才短板直接制约农村数字经济释放潜能。
对生产端而言，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会影响良种良法推广、病虫害预警、投入品精准使用和成本管控，难以形成稳定的质量标准与规模效应。
对流通端而言，缺少懂平台、懂品牌、懂规则的经营主体，农产品线上销售与供应链协同效率不高，附加值提升空间受限。
对治理端而言，数字能力不足也会影响政策服务、农村金融、农业保险等工具落地效率，不利于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长远看，若数字技能无法在农村有效普及，城乡数字鸿沟可能进一步固化，制约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实现。
对策方面，委员建议从规划引领、示范带动、服务体系和培训供给四个层面系统发力。
首先，制定面向全省的“数字新农人”培养规划，明确阶段性目标与支持政策，通过项目、资金、平台等资源统筹，分步骤提升具备数字能力的“新农人”占比。
其次，建设分层级的示范点或工作室，让农民在本地看到数字化增收增效的真实案例，通过“身边人带身边人”的方式提升学习意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再次，建立长效技术服务机制，培育本地“数字技术员”队伍，就地解决设备使用、平台运营、数据管理等高频问题；在条件成熟地区探索组建数字农民合作社，促进资源共享、标准共建和经验交流，增强农村数字化的组织化程度。
最后，完善培训体系，建立统筹机制并实施差异化课程：面向青年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普通农户分别设置技能包，提升课程与实际场景的契合度；同时优化学员选拔，把来自农村的高校学生、中职学生纳入培养体系，形成“能返乡、愿扎根、会数字”的梯队。
对成效显著的学员开展进阶培训，并从中培育本地化师资，推动培训由“外部输血”转向“内部造血”。
前景方面，随着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平台经济与县域产业加快融合，农村数字经济有望成为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可以预期的是，数字“新农人”规模化成长将带动农业生产更精准、经营更高效、产品更优质、市场更畅通，进而促进农业全产业链升级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与此同时，数字化也将为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更强支撑，推动乡村从“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转化。
数字时代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提升。
贵州作为农业大省，加快培育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数字"新农人"，既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主动作为，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通过完善政策支持、健全服务体系、优化培训机制，让更多农民掌握和运用数字技术，将有力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为贵州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