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部分烈士长眠异乡，“有碑无像”“有名无亲”现象仍存 “不能让烈士们孤单；”张红梅在一次祭扫中这样说。2010年7月，她随老兵家属到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战友时发现，部分墓碑没有照片，来祭扫的人也不多。烈士用生命换来和平安宁，但在一些陵园里，由于年代久远、信息缺失、亲属迁徙等原因，仍存在身份资料不完整、照片难以寻回、亲属难以联系等问题。这不仅影响纪念设施的完整呈现，也让一些英雄故事更容易被时间冲淡。 二、原因：历史资料分散、信息断链与跨地域协同难度叠加 业内人士介绍，早期烈士信息登记主要依靠纸质档案和基层统计，跨地区转抄过程中出现地址变更、姓名同音异写等情况并不少见。一些烈士牺牲时子女尚幼或亲属已故，后代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有部分家庭迁居外地甚至出省，线索更容易中断。 此外，照片寻找还涉及家属授权、老照片保存状况、修复技术和制作费用等具体环节。多种因素交织，使“为烈士补像、为亲属补链”成为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的细致工作。 三、影响：补齐影像与亲缘连接，增强纪念设施温度与社会凝聚力 从萌生想法到付诸行动，张红梅和丈夫把“寻亲补像”当作长期要做的事。15年来，他们查阅档案、走访相应机构、反复核对信息；线索断了就重新梳理，地址不对就逐一排查。其间累计奔走3省区、5个地级市、13个县，走访21个烈士陵园，行程超过4000公里，识别核实160余位黔东南籍烈士信息，为50余位烈士找回照片线索。 在张红梅看来，找到亲属只是第一步，让烈士“有影可瞻”同样重要。征得家属同意后，他们修复老照片，自费制作瓷像并送到陵园。2018年，麻栗坡烈士陵园内34位黔东南籍烈士的墓碑补上了照片，烈士形象得以更直观、庄重地呈现。张红梅回忆，第一次找到黎平县烈士贾应勇的姐姐时，老人紧握她的手泣不成声。那一刻她更加坚定：每补回一段记忆，既是对英烈的告慰，也能抚慰仍在惦念的人。 更深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层面。随着烈士资料补齐、纪念展示完善，祭扫不再只是走流程，而更容易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张红梅还组织志愿者定期为墓碑描红、开展祭扫，并走进机关、学校、社区宣讲革命故事20余场次，覆盖2000余人次，让红色记忆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被看见、被理解。 四、对策：以社会力量补位，推动“档案—陵园—家属”联动常态化 张红梅的实践表明，烈士寻亲补像离不开“耐心+专业+协同”。社会志愿力量在实地走访、线索核对、家属联络等更灵活；但寻亲补像关系到信息准确和纪念庄重，也需要有关部门支持把关。 受访人士建议，在尊重史实和家属意愿的前提下，更完善烈士信息校核机制与影像补采流程：加快烈士档案数字化整理与跨区域共享，建立线索核验与更正通道；推动陵园、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地方档案部门、基层社区与志愿团队形成协作网络；对老照片修复、瓷像制作、资料采集等提供必要的公益支持与技术指导，让“补像”工作更规范、更可持续。张红梅也表示，烈士与家属都值得被尊重，所有工作必须以严格核实为前提，以庄重纪念为标准。 五、前景：从个体坚守到制度化传承，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近年来，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氛围持续增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与英烈事迹传播不断推进。张红梅虽已退休，但仍在为已登记的121位烈士继续寻找照片与影像资料，计划推动更多贵州籍烈士补全展示信息。她说，烈士用牺牲守护安宁，理应被铭记。 可以预期，随着信息化手段提升、跨区域协同加强以及更多社会力量加入，烈士寻亲补像有望从“个人行动”走向“共同守护”，让更多英烈“有名有像、有史可考、有亲可寻”。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将为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更真实、更有感染力的素材与场景。
张红梅用十五年的坚持，把对烈士的敬意落实到一次次奔走核查中。她的经历提醒我们，纪念英烈不应止于口号和仪式，更需要长期、具体的行动。在她的带动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补齐烈士信息、守护纪念设施、讲好英烈故事，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责任。让这种责任被更多人接力，正是红色记忆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