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种新的市场乱象全国多地出现并有扩散趋势。部分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行为，已由零散个案演变为更系统、规模化的运作。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宏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智灵在调研中发现，此类行为正在给市场监管带来不小压力。数据表明，怀化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两年受理的投诉举报中，疑似牟利性职业索赔占比超过60%。这些举报往往模式相似：围绕商品标签瑕疵等轻微违规集中索赔，举报人常在同一时段向多地监管部门批量提交内容相近的投诉。徐智灵代表指出：“这已超出正常维权范畴，本质上是在利用惩罚性赔偿规则进行获利。”追根溯源，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2015年《食品安全法》确立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执行中暴露出可被钻空子的环节。部分人员利用“举证责任倒置”“最低赔偿额度”等条款的适用空间，将维权异化为盈利手段。更需关注的是，部分地区已出现团队化操作迹象，逐步形成从线索收集到批量投诉、诉讼的链条式运作。这个现象带来的影响正在向多上蔓延。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职业索赔类案件的办理平均耗时是普通投诉的3倍以上；行政复议接案量上升，使真正的消费纠纷处理周期被拉长；部分小微企业为降低风险选择“私了”，客观上助长了此类行为。法律界人士担忧，若任其发展，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同时损害诚信经营者和真实消费者的权益。针对这一难题，部分地区已开展制度探索。甘肃省自2025年起建立职业索赔人黑名单制度，上海市出台《关于依法处置恶意投诉举报行为的指导意见》，均取得一定成效。徐智灵代表建议湖南结合本地实际借鉴经验，构建三项机制：一是建立全省统一的名录库信息系统，设置异常投诉识别标准；二是完善“非生活消费”类投诉的认定程序；三是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形成协同监管。放眼长远，这类制度建设意义明确：既能为基层执法提供更清晰的操作依据，降低行政成本；也能对违规行为形成约束，改善市场秩序；更重要的是厘清维权与牟利的法律边界，让惩罚性赔偿制度回到立法本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市场监管研究中心专家表示：“精准识别恶意投诉与支持正当维权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形成科学、可操作的区分标准。”
消费维权制度既关系民生保障，也支撑市场信用。面对牟利性职业索赔举报的变形扩张，需要以法治方式精准治理，在“保护权利”和“防止滥用”之间明确边界并形成闭环。让真正的消费者维权更顺畅，让诚信经营者更安心，才能把制度初衷转化为治理效果，营造更公平、有序、可预期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