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的前夕，我父亲决定留下来和宋庆龄一起等待这座城市的新生。他谢绝了去台湾的邀请，带着家人搬到了法租界的长乐路。1949年春天，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父亲了解到他们的不扰民作风，随即回到了虹口区的多伦路老家，让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我的祖父曾经作为公费留学生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受祖父的影响，父亲也投身于革命事业。那时他把香港的大中国图书局交给了好友打理，自己则返回上海。1952年我们一家搬到了虹口溧阳路的独立花园洋房。虽然我在10岁时离开了那里，但花园里的水泥路、冬青树和各种花卉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的大姐在1957年到1962年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后来她在上海交通大学从事英语教学长达四十年。尽管她才刚满十岁，但她的聪明机智和记忆力让她至今还记得73年前的情景。当时我只有五个月大还是个婴儿。大姐在电话里告诉我她收到了一张73年前《人民报》头版头条的微信图片。那个红色醒目的标题写着“上海解放”，内容简单却充满震撼——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并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个消息承载着那个历史时刻的激动与期盼。1962年我们一家人搬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附近居住。 时光飞逝，从80年代初移居香港后，我依然深爱上海和这个国家。这次回到成都隔离期间正值上海解放73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感慨万千地写下这些文字。无论身在何处，我的一颗中国心从未改变过。而这次回乡探亲让我更加坚定了对上海这座母亲城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