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明朝中枢仍多沿袭元制。中书省作为行政核心总揽政务，六部奏章需先经中书省筛选，再择要呈报皇帝。这种“权归中书”的格局让开国皇帝朱元璋深感不安。朱元璋出身草莽，亲历元末吏治败坏，对“宰相专权”“欺上瞒下”的风险格外警惕。史料显示，当时约七成地方奏章未必能送达御前，往往直接由中书省处置，这与朱元璋强调“躬览庶政”的治国方式形成明显冲突。为改变这个局面，洪武十年（1377年）设立通政使司，成为制度调整的关键一步。通政使司为正三品衙门，职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等事务，规定各类奏章须先由其登记查验，再直呈御前。从行政运作角度看，这一安排实际上重塑了“诸司—通政司—皇帝—中书省”的政务流程，通过转移信息汇集与传递的控制权，使皇权对行政系统的掌握更为直接。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阻力随之出现。洪武十二年，占城国使节接待一事成为矛盾激化的节点——礼部仍按旧例将外交文书径送中书省，朱元璋将其视为对皇权的冲撞。结合《明太祖实录》等记载，此后左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枉法”之名被诛，并引发持续十余年的整肃行动，包括“空印案”“郭桓案”等。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明祖训》颁行，废丞相、六部直隶皇帝的制度安排最终固定下来。这场政治重构影响深远。短期内，皇帝需直接处理的奏章数量大幅增加，推动了“殿阁大学士”等辅政机制的出现；长期看，权力过度集中也埋下隐患，明代中后期逐渐出现“宦官干政”“党争加剧”等问题。不容忽视的是，通政使司作为信息与奏章转运的制度设计延续至清代，成为古代政务信息管控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从“使政务常通”的制度诉求，到撤中书省、罢丞相的结构性调整，再到“内阁”在实践中承担分工协调功能，明初政治制度的演变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治理既要避免权力在中间层级被截留，也要防止权力过度集中而导致体系失衡；历史经验说明，制度优化不在于简单增减机构，而在于让权力、信息与责任在可监督、可纠偏的机制中顺畅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