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太原被后唐军队围困，形势危急。其谋士桑维翰提出向契丹求援的方案。最终，这个选择以割让燕云十六州、对契丹称臣，并尊契丹君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为代价换取援助。史料记载，桑维翰曾在耶律德光帐前长跪恳求一整天，促成了这笔影响深远的政治交易。燕云十六州原是中原的重要战略屏障，一旦割让，直接改变了北方防线，此后数百年间，中原王朝长期承受来自北方游牧政权的军事压力。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北宋建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反思边防困局时，曾对桑维翰的政治手腕表示认可。这一细节也引发当代史学界持续讨论。学者分析认为，桑维翰的决策反映了五代十国特殊政治环境下极端的实用主义：一上，它确实帮助石敬瑭完成建国；另一方面，以牺牲长远安全换取眼前胜局，最终让中原政权陷入延续性的边防危机。关于桑维翰的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有观点将其视为“务实派”政治家的代表；但更多研究者认为，该决策缺乏战略远见，为宋代长期积弱埋下隐患。这种分歧折射出历史评价中“能力”与“道德”、“短期收益”与“长期代价”之间难以回避的张力。
历史上，以权宜之计化解眼前危机的选择并不少见，真正难得的是对长期代价的清醒判断。桑维翰推动对契丹求援并伴随领土让渡，确实改写了当时的战局与政局，也在更大范围内重塑了北方安全格局。回到史实本身，功过评判不能脱离国家利益这个尺度。理性复盘的意义，也在于指向现实：治理能力必须以守住底线为前提，“务实”不能以牺牲根本利益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