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笔记文学的价值长期被低估。
瞿兑之1944年的日记摘录了夏曾佑为《庄谐选录》撰写的序言，其中“二十四史乃朝报之支流”“小说者，我之民族史也”等观点，直指传统史学的局限。
夏曾佑认为，官方史书多记录帝王将相之事，而民间笔记反而保存了更真实的社会风貌与民众生活。
这一见解反映了晚清至民国时期学者对历史书写方式的深刻反思。
瞿兑之对夏曾佑的观点深有共鸣。
作为近代著名学者与掌故学家，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编撰《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等笔记类著作的意图，强调这类作品能“考见时代运行、文化递嬗之迹”。
这种治学取向并非孤例。
汪康年编纂的《庄谐选录》收录千余则笔记，钱锺书曾频繁引用其中内容；谢泳更指出，该书“控君王”等条目体现了现代法治观念的早期传播。
这些案例共同证明，笔记文学在记录社会变革、传播新思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究其原因，笔记文体的兴盛与时代需求密切相关。
在信息传播受限的古代，文人通过随笔记录见闻，客观上保存了大量正史忽略的细节。
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这种灵活的形式更成为知识分子表达新观念的重要载体。
汪康年将西方君主立宪思想融入掌故写作，正是典型案例。
当前，学界对笔记文学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一方面，大量珍贵笔记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另一方面，其跨学科价值未被充分发掘。
瞿兑之等学者提出的“以文存史”理念，对今日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未来，通过数字化整理与多学科交叉研究，这一领域或将为重构中国社会史提供新视角。
历史的完整，不在于叙述是否宏阔，而在于证据是否丰厚、视角是否多元。
重读近代学人对笔记文献的珍视，可以看到一种面向社会与民生的史学努力：把“不可说”的经验留存下来，把“说不尽”的时代呈现出来。
让散落于日常的文字成为可核验、可共享的公共记忆，既是文化传承之举，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文化理解力与社会解释力的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