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先把时间往前推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组数据：2025年，大家伙儿一起给大运河沿线的“三名”保护领域办理了公益诉讼案件1587件。大运河可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动脉，那上面的文物、非遗还有历史名城名镇名村，要是出了问题，国家文化遗产的底子就不稳了。检察机关可没闲着，动用法治手段去护航。 重点是保什么呢？就是保文物本体存不存得住，还有历史的老样子好不好看。这些东西要是毁了，基本就修不回来了，所以检察机关就盯着那些破坏的地方看。结果发现有的地方文物年久失修、裂了甚至要倒了，还有私搭乱建把街道弄得乱糟糟的。更要命的是没人看，也没装消防设备，这对文物安全可是大威胁。 检察干警们不搞简单的案子就完事，而是想办法把问题彻底解决。他们跟住建、文旅这些部门一块儿干活，搞出了一套“修本体、治环境、管规范”的模式。过去一年这活儿干得真不错，共修复了1578个受损的文物本体，纠正了832个破坏历史风貌的问题，还清掉了5.3万多平方米的违建。 比如有个历史街区有十几处危房影响整体看相，检察建议一发下去，相关部门就拿到了3600多万元的专项保护资金，不仅修好了危房，还建起了长效机制。还有一座因为修得太久要下沉影响航运的古桥，诉前建议没被采纳就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最后让古桥得到了全面修缮。 保护遗产不光是事后修修补补，事前的预防更重要。检察办案发现很多地方重抢救轻预防，像普查登记不全、非遗没人传、安全隐患没排查干净这种事挺常见。这就导致很多“沉睡”的文物没人管，国家级非遗项目也有传承断代的危险。 各地检察院就把目光往前移了移，推动建立普查认定、风险防控、传承发展的三位一体体系。比如有个地方根据网上的线索找到了几块散落在校园里的石碑进行保护；还有个地方帮非遗木版年画建产业园、完善立法。 保护遗产最终是为了传承发展。活化利用是关键一环。但有些地方的信息化水平不够高、挖掘不够深，好多古建筑都闲着没人用。检察院就秉持着“保护第一”的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古建筑变成文化展馆或者廉政教育基地。 比如一个地方对14处古建不仅修好了还做成了文化展馆；另一个村子通过检察建议让停办多年的民俗活动又办起来了，直接带动群众增收超过50万元。 这事儿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体。检察公益诉讼不光是纠正了坏行为、修好了公益受损的地方，更是在更深层面压实了责任、完善了协作机制、更新了理念。 从抢救性修复到预防性保护，再到创新发展，检察公益诉讼正融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大局中。这既是履行职责的要求，也是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