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去世——其侄石重贵继位。新君上台后的首要难题，是如何纠正其叔父对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并称臣纳贡的屈辱外交。不同于石敬瑭的妥协路线，石重贵即位后迅速调整对外姿态，只以“孙”而非“臣”的身份对待契丹，此举激怒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两国关系随即急转直下。 军事对抗初期，石重贵表现出少见的强硬态度。943年至945年间，后晋军队在戚城、白团卫村等战役中多次击退契丹进攻，一度扭转被动局势。《资治通鉴》记载，石重贵曾亲赴前线督战，“将士感奋，争效死力”。这个阶段的战事显示，中原王朝在战术层面仍具备与游牧政权周旋的能力。 但随着战争拉长，后晋的三大短板逐步暴露。首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持续打击。天福八年（943年）至开运二年（945年），中原地区接连遭遇大旱、蝗灾与黄河决口。《旧五代史》称“民多流亡，饿殍载道”。户部统计显示，河北、河南道等赋税要地粮食减产超过七成，战争所需的粮草与物资因此被严重削弱。 其次是藩镇势力日益离心。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公开质疑朝廷权威，天平军节度使杨光远更暗中与契丹勾连，引敌南下。“强枝弱干”的政治格局，暴露出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膨胀的制度弊端。待杜重威率最后三十万禁军在前线倒戈，中央对地方武装的控制已名存实亡。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政权合法性不足。石重贵以养子身份继位，始终难摆脱正统争议。944年契丹发动第二次南侵时，部分将领以“天象示警”为由消极避战，也反映出当时“天命”观念对军政决策的影响仍然明显。 开运三年（946年）十二月，杜重威在滹沱河畔投降契丹，后晋防线由此全面崩溃。次年正月，石重贵被迫行“肉袒牵羊”之礼出降，后晋灭亡。这位一度试图扭转局势的君主，最终被押往契丹境内，流放中客死异乡，于乾祐元年（948年）去世，年仅36岁。 史学界认为，石重贵的结局不仅是个人悲剧，更集中暴露了10世纪中原政权的结构性矛盾：经济与制度支撑不足、地方军政体系失衡、内部共识薄弱。在这些条件缺位的情况下，仅凭君主的意志难以改变衰亡趋势。其抗争与失败，也在客观上为后周、北宋此后推动军政改革提供了参照。
石重贵的悲剧，不仅是从前线一度占优走向被俘受辱，更在于背后折射的时代症结：边防屏障已失，财力与民力长期透支，藩镇离心与军权失控相互叠加。当国家基础难以支撑战略目标，个人再强硬也难以逆转结构性下滑。《太平年》的启示在于：理解历史既要看人物选择，更要看选择背后的制度约束与国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