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但在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传统增长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我国供需关系由“总量不足”逐步转向“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部分领域出现供给结构与需求升级不匹配的情况。
同时，一些行业面临材料、用工等成本上升压力，部分社会资源在收益预期驱动下流向非生产性领域，影响制造业等关键环节的投入强度与持续能力。
把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既是应对现实困难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未来竞争主动权的战略安排。
原因：从国内看，我国是发展中大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是最大优势，但也要求产业体系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升。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分工深化，经济增长更依赖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实体经济必须承担承接新技术、形成新产业、创造新供给的任务。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成本、融资可得性、要素配置效率等因素，会直接影响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与创新投入强度，若不能及时优化，容易造成“重表面扩张、轻内生升级”的偏差。
从国际看，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新一轮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关键技术与关键环节竞争更趋激烈。
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地缘政治摩擦增多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组加快，过度依赖外部市场与外部关键技术的模式面临更大冲击。
实体经济是技术转化和产业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核心领域，必须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影响：巩固壮大实体经济，首先关乎民生与就业稳定。
实体经济直接提供衣食住行用等产品与服务，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关系千家万户获得感与安全感。
其次关乎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
制造业等实体部门是新技术落地的“主战场”，决定着从科研成果到规模化应用的效率与质量，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
再次关乎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
实体经济运行良好，能够为金融体系提供真实回报与可持续现金流，反之则可能诱发资金空转、泡沫累积等隐患。
国际经验也表明，若制造业比重下滑过快、资源过多流入虚拟领域，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技术依赖加深和社会结构性矛盾加剧；一些国家在经历去工业化后再推“制造业回归”，往往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教训值得重视。
对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关键在于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一是突出创新引领，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提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用协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新技术更快形成现实生产力。
二是以需求牵引供给升级，通过新需求带动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三是降低实体企业综合成本，聚焦税费负担、用能用地、物流等环节优化政策供给，推动要素向优质项目和优质企业集聚，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预期与信心。
四是引导资金更多进入实体领域，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提高对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精准度，抑制资金空转与无序套利，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补齐关键环节短板，强化关键资源保障能力，推动开放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互利共赢。
前景：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制造业总体规模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底盘。
面向“十五五”，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实体经济有望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增强产业链控制力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把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既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支撑，也将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赢得更大回旋空间和战略主动。
实体经济从来不只是产业命题，更是发展哲学的体现。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德国制造崛起，大国兴衰的历史反复证明：谁掌握实体经济的主动权，谁就能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导权。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选择深耕实体经济这条看似艰难却最为坚实的道路，不仅是对发展规律的尊重，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诠释。
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跨越，都将为民族复兴注入更为深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