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对西方著作的处理方式，为我们了解18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文明观提供了重要视角；以纪昀为首的团队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归入子部天文算术类，称赞其数学体系"纤微细"，这种优待与康熙时期"西学中用"的政策密切涉及的。御纂《数理精蕴》对西方几何学的吸收，也为相关著作提供了官方认可。
《四库全书》中西方典籍的命运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告诉我们，在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之间，横亘着态度的鸿沟。一个社会若将严肃的认知问题简化为谈资，将外部世界视为无关紧要的异闻，那么再丰富的典籍也不过是精美的摆设。历史的教训在于：没有真正的求知精神作为支撑，开放的姿态终将流于表面；而对世界保持真诚的好奇与敬畏，或许才是一个文明永葆生机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