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乡村振兴进入纵深推进阶段，人才短板仍是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一些乡村产业层次不高、经营主体“小散弱”、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再加上人口外流、老龄化等压力，使得“谁来种地、谁来兴业、谁来治理”部分地区依然突出。中央一号文件将“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纳入部署，表达出以人才带动产业、以产业反哺乡村政策导向。 原因——农创客成为多地破题的抓手，关键在于其具备“懂市场、懂技术、懂乡村”的复合优势。一上，新型消费需求变化与城乡要素流动加快，推动乡村产业向品牌化、链条化、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县域商业体系完善、电商物流下沉、数字基础设施延伸，为青年到乡村创新创业提供了条件。浙江早2015年就发起面向青年的返乡创业行动，通过项目遴选、资源对接、平台孵化等方式开展制度化探索；2017年起将农创客纳入省级重点工作，推动各类政策资源向乡村人才集聚。 影响——规模更大、结构更优的农创客队伍，正在成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变量。据对应的报告数据，截至2025年底，浙江农创客已超过10.8万人，带动超百万农民增收，形成“创业带就业、创新促增收、运营提品质”的综合效应。实践中，农创客的作用不止是“做项目”，更在于用新理念重塑乡村资源配置：有人推动智慧农业落地，利用物联网和数据管理提升种养效率与标准化水平；有人以乡村运营思维导入新业态，推动乡村从“单一生产”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转型；还有人通过文化挖掘与保护性开发激活传统村落价值，带动文旅消费与村民创业联动。 在义乌李祖村，运营者引入多元业态，带动小村从发展乏力走向聚人气、聚产业，呈现“运营驱动”的路径特征。在建德，青年创业者针对智慧农业创办企业，推进规模化、数字化生产，探索粮食稳产增产与产业增值的结合点。在泰顺，返乡人才参与古村落保护与非遗资源开发，带动体验式消费与家庭游市场，推动村民参与创业与收益分配。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当青年人才与乡村资源建立起更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化连接，乡村振兴就能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成势”。 对策——让农创客“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需要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浙江的做法突出平台承载与制度保障并重：全省已建设青年入乡实践站点1157个，累计招引进站青年10578名，服务农户26.7万人次，87个涉农县（市、区）实现支持青年入乡发展的政策覆盖。下一步，有关部门提出持续深化农创客培育，实施“强基提能”行动，面向初创型、成长型、龙头型分类赋能，并建设提升现代化农创园，提供综合性创业服务。这个思路更强调从“给政策”转向“建生态”，通过金融支持、培训提升、产销对接、品牌打造、用地用房保障等要素组合，提高创业成功率与可持续经营能力。 同时，农创客培育还需与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更好衔接。产业发展带来人口回流与空间重构，治理能力与服务供给必须同步提升，才能避免“产业热、配套弱”的矛盾。“因地制宜”也要求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半径，避免同质化上项目、跟风做业态，推动形成“一县一链”“一村一品”的差异化竞争格局。 前景——从中央部署到地方实践，农创客培育正从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随着中央一号文件更强调乡村产业带头人和治理人才建设，预计各地将在人才评价机制、要素保障方式、创业服务供给各上加快创新。对浙江而言，农创客扩量提质与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目标高度契合。未来，如能在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县域商业与乡村文旅融合、数字乡村与智慧农业应用等领域持续突破，并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农民通过股权、订单、就业等方式分享产业增值收益，青年与乡村的“双向奔赴”将更有韧性，也更可持续。
从浙江十年的实践看，农创客不仅是返乡创业者，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以知识、技术和创新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用实践回答了“乡村如何振兴”。当更多青年选择走进乡村、扎根乡村，乡村不再只是人口外流的目的地，也会成为可创业、可就业、可生活的空间。这种“双向奔赴”的新格局，正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