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功绩长期被遮蔽，文化记忆亟待重建 提及清代收复台湾，公众往往只想到郑成功、施琅二人。但这段历史的关键节点上，还有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清初将领吴英。作为晋江籍武将，他在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关键过渡期，兼用严明军纪与安抚措施稳定局势，获得台湾民众认可，被尊称为“台湾公”。 然而，三百余年来，吴英的名字逐渐淡出主流叙述。第三届吴英文化研讨会的召开，正是学界与民间共同发出的声音：让这段沉睡的历史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二、副帅留守一年，奠定台湾初治根基 吴英（1637—1712），字为高，原籍晋江，后入籍莆田。康熙初年投效清军，任职足迹遍及福建、浙江、四川及台湾。1683年郑氏政权投降后，施琅率主力回大陆，吴英奉命留守台湾一年多，承担战后治理的主要责任。 在任期间，吴英发布安民告示，免除当地民众三年徭役，创办书院推动教化，并亲率官兵开路拓荒，使战后社会逐步转入恢复轨道。史料记载，他曾向施琅明确提出三条军纪底线：不可挟私报复、不可杀降、不可抢劫奸淫。尤其第一条，对与郑氏有杀父之仇的施琅而言更具约束力。史家普遍认为，吴英将这些底线写入军令，是为战后治理预先排雷，既保障从战争到治理的平稳过渡，也体现其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格局。 郑氏投降次年，台湾民众即在台湾府东安坊（今台南）为吴英建生祠，称“吴氏家庙”，尊其为“台湾公”。这是大陆官员在台最早由民间自发立祠祭祀的先例，也反映出其治台期间所凝聚的民心。 三、御赐“万人敌”，厦门古迹留存历史印记 吴英的历史地位在官方层面同样得到确认。康熙皇帝曾御笔题“作万人敌”匾额赐予吴英。史家考证，获此殊荣者前有岳飞，后有吴英，可见其在清廷中的分量。1698年，吴英升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至1712年卒于任上，谥“威略将军”。 在厦门，吴英留下多处可见的历史遗存。将军祠一带，清初曾并立施琅祠与吴英祠；“勋崇山海”坊为吴英而立，与记录施琅父子功绩的牌坊相对并峙，成为清初两岸历史的集中见证。唐代古刹虎溪岩寺历经多次修缮，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重修资金即来自吴英捐输；他延请高僧主持，重建大雄宝殿及多处建筑，使古寺面貌一新。位于将军祠附近的大观院，也由吴英在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出资重修，院内至今高悬红面吴英将军神像，与其亲塑的红面大观音菩萨并列供奉，香火延续三百余年。 四、研讨会凝聚共识，三张清单推动文化活化 此次研讨会上，学者与宗亲代表围绕吴英文化的传承路径形成多项共识，并提出三类更具操作性的清单。 路线清单上，拟将将军祠、虎溪岩寺、大观院与台南吴氏家庙串联成线，打造跨海峡的历史文化参访路线。课堂清单方面，计划编写地方历史教材、制作短视频，并开设面向两岸青少年的海峡研学营，将历史内容转化为更易理解、可参与的教育资源。活化清单方面，包括复原“台湾公”生祠展陈、举办海峡两岸吴氏宗亲祭祖大典，以及推出以“万人敌”为主题的文创产品，让历史人物走出碑廊、进入当代生活。 与会学者指出，吴英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补足一段长期被忽略的历史，更在于其承载的两岸共同记忆。在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这个资源具有值得挖掘的现实价值。
修复历史记忆，需要学界、政府与民间协力推进。吴英故事的重新发掘提示我们，两岸之间存在着比想象更深的文化联结。在当下复杂的两岸关系中，基于共同历史的认同建构，或可为增进理解与促进交流提供新的思路。正如一位与会学者所言：“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