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多项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引起关注； 从人口结构看，老龄化趋势加快推进。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64亿，占总人口比重接近19%，已远超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另外，少儿人口为2.5亿，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这意味着现役劳动力承载的养老和养育负担日益加重，一个家庭可能需要有限的劳动力同时赡养四位老人、养育两三个子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年扩大，医疗和护理资源面临严峻压力。日本长期停滞的经验教训表明，如不及时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深远影响。 从区域发展看，城乡差距依然突出。虽然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但93%的人口集中在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城区和县城人口合计仅为5.9亿，大量人口仍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城乡之间不仅存在收入差异，更存在医疗、教育、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巨大鸿沟。虽然202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但人均水平仍相对较低。去年脱贫攻坚总结数据显示，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刚刚越过温饱线，距离小康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更值得关注的是，约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收入分化现象日趋明显，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山区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发展不均衡。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走到关键转折点，但城乡统筹发展的任务仍未完成。传统城镇化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区域经济格局需要继续优化。 为应对上述挑战，应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首先，要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良性循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形成成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中西部地区应因地制宜借鉴先进经验，通过培育区域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成渝双城经济圈、武汉都市圈等新兴城市群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有望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其次，要加快大城市发展。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和市场化推进，制约大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逐步消除。预计到2030年，我国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将超过100座，50万人以上的城市将超过200座。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将吸纳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同时，省直管县制度推进将使一批县级城市快速成长为中等城市，拓展其发展空间。 再次，要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农民实现离土不离乡，既能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又能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该思路既符合国情，也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发展进入新阶段——考验的不只是增长速度——更是结构优化与民生改善的协调能力；把握人口与区域变化趋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城镇化从人口转移走向全面融入，让更多人共享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进步成果，才能把潜在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