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在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础仍需巩固，部分领域有效需求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仍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同时，地方财政收支矛盾、隐性债务约束、重点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等因素交织，要求财政政策既要“更积极”，也要更精准、更可持续，避免短期刺激与长期约束相互掣肘。
原因——从2025年政策实践看，更加积极的宏观取向带动经济向新向优发展，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赤字率、赤字规模等安排力度加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强度；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工具持续发力，支持重大战略与重点领域建设，推动“两重”项目加快落地，并通过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等举措促进投资与消费联动。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在稳就业、教育、育儿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体现出政策导向从单纯扩张向结构优化、民生托底和预期引导的延伸。
上述成效与经验，为2026年政策继续“加力提效”提供了现实依据。
影响——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若能在规模与效率上同步发力，将在三方面形成带动效应：一是通过扩大支出盘子、前置支出节奏、提高资金直达效率，增强对总需求的支撑，稳定市场预期；二是通过优化支出结构与债券工具投向，引导更多资金进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公共服务等领域，促进新动能成长与产业转型；三是通过强化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改善长期人口与人力资本条件，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需要看到的是，财政扩张也会带来债务约束与资金沉淀风险，若项目选择不当、管理链条不畅，可能导致边际效益下降，甚至形成新的隐性风险点。
对策——围绕“更加积极、更加精准、更加有效”，2026年财政政策的“组合拳”重点可从五个方向落地： 一是扩大财政支出盘子并确保必要力度。
在保持必要赤字、债务总规模与支出总量的基础上，更强调资金投向与节奏安排，推动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发挥政策乘数效应，提升对经济运行的托底能力。
二是优化政府债券工具组合，更好发挥债券效益。
统筹使用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工具，完善项目储备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强化资金与项目、资产与负债的匹配，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的规范性与收益性，避免“重发行、轻管理”。
三是提高转移支付资金效能，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
通过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改进分配机制与绩效评价，提升资金到位速度和使用效益，支持基层“三保”与重点公共服务，缓解部分地区财政运行压力，增强地方统筹能力。
四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域保障。
把更多资金资源用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育儿等关键民生领域，同时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重大基础设施与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持，推动形成“保基本、促发展、强韧性”的支出格局。
五是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放大政策效能。
通过财政贴息、风险补偿、政府性融资担保等方式撬动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创新主体融资，增强信贷投放能力与精准滴灌水平，实现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
前景——展望2026年，财政政策将更强调“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一方面，要在保持必要强度的同时，坚持过紧日子要求，强化预算约束与绩效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向改革要效益；另一方面，要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与风险防控，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推动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
随着政策工具不断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持续提升、财政与金融联动更加顺畅，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望在稳定宏观基本面、培育新动能、改善民生福祉之间实现更好平衡，为“十五五”开局夯实基础。
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肩负重要使命。
2026年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是应对复杂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通过扩大支出规模、优化资金结构、提升使用效益，财政政策将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动能，强化民生保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
在新的一年，财政部门需要在做好"加法"的同时，更加注重做好"乘法"，让每一分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