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耕地中的墓园遗存保护压力凸显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鸣玉镇林家村一处菜地内的大型墓园遗存引发关注。现场可见成组石构建筑，包括形制较为完整的功名柱（又称桅杆、功名柱）、三门四柱牌坊、两通碑记以及墓志铭等。墓园整体规模较大，部分构件风化明显，墓室入口处封门石存被撬动、移动痕迹，周边原有石兽等装饰构件已不见踪影。墓园处于长期耕作环境中，遗存与生产活动交织，保护与利用矛盾较为突出。 原因——认定缺位、管护薄弱与逐利盗扰叠加 从碑刻信息看，墓志铭载“例授修职郎恩进士江公心涵暨德配吴、李孺人墓志”，落款为“大清光绪五年”（1879年）。牌坊及碑记内容涉及族源、谱系与科名褒扬等信息，反映清末地方社会对教育功名、家族荣誉与礼制秩序的重视。值得关注的是，墓园虽具有较强的历史信息承载能力，但长期处于“在地而不在册”的状态：一是若未及时完成文物普查登记与价值评估，易形成监管空白；二是村庄建设、土地开垦与日常耕作对石构件造成持续性磨损；三是部分不法分子受“古墓必有财物”等错误认知驱动，盗扰行为屡禁不止，导致墓室与构件受损。 影响——地方历史信息“可读性”面临流失风险 此类清末墓园遗存并非单纯的个体墓葬，其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上：其一，碑刻、对联与官衔名号记录了清末地方教育生态、功名叙事与社会身份体系，为研究地方士绅结构与基层治理提供实物佐证；其二，石构牌坊、功名柱与墓门形制表明了区域性营造传统与民间工艺水平，是金石学、建筑史与民俗学的重要材料；其三，族源碑与谱系碑为当地姓氏迁徙与宗族史研究提供线索。一旦遭盗掘或风化加剧，最先损失的往往是铭文细部与构件组合关系，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信息断裂，修复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不可逆损毁”。 对策——以“先纳入、再分级、强协同”为路径补齐短板 业内普遍认为，面对乡村地区分散文物点位，关键于建立可执行的保护闭环。结合该遗存现状，可从以下上着力： 第一，尽快开展核查与登记。由属地文物主管部门牵头，组织专业人员开展现场测绘、影像采集、碑刻拓片或高清扫描，形成基础档案；对墓园范围、构件数量与保存状况进行界定，为后续分级管理提供依据。 第二，实施必要的现场防护。对受力不稳、风化严重部位采取临时支护与隔离；对墓室入口及封门石周边设置物理阻隔与警示标识，减少人为触碰与耕作机械影响；条件允许的，可设置简易监控或联动巡查机制，压缩盗扰空间。 第三，推动“耕作区文物点”协同治理。对涉及集体土地与承包地的点位，探索以协商方式划定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明确耕作边界、禁止事项与补偿机制，避免“边种边损”。同时引导村规民约将文物保护纳入基层治理，形成常态化看护。 第四，加大普法宣传与打击力度。针对盗掘链条，强化公安、文物等部门联合执法，依法从严惩处；同步开展普法教育，纠正“文物可交易”“盗掘无后果”等误区，降低盗扰诱因。 第五，稳妥探索公共文化转化。在确保安全与保护优先前提下，可将其纳入区域文化资源调查与乡土教育体系，通过展板解读、数字化展示等方式提升公众认知，使“看得见的价值”转化为“保护的动力”，避免因“无人知晓”而被忽视。 前景——系统化保护将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支点 南川区毗邻金佛山等文旅资源，乡村地区历史遗存分布广、类型多。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等工作推进，若能将此类遗存及时纳入清单管理，建立“普查—认定—保护—展示”的衔接机制，不仅有助于遏制盗掘与风化，还将为地方历史研究、家风家训传承与乡土文化叙事提供更坚实的物证支撑。更重要的是，文物保护与乡村发展并非对立，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生产有边界、保护有抓手、利用有尺度”，才能让历史遗存真正融入当代公共文化生活。
散落乡野的历史遗存寄托着珍贵的文化记忆；建立制度化保护机制，既是对文物的守护，也是对治理能力的考验。只有坚持法治、科学和多方共治，才能让这些跨越百年的历史信息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