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世纪，那些从非洲涌现出的参议员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身份转换的可能性。他们不仅掌握了重要的宗教职位，甚至还一度站上了权力的巅峰。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193年，就会发现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登基其实是一次社会融合的成功实践。作为罗马的首位非洲裔皇帝，他用事实向世界宣告了非洲血统与帝国权威可以完美结合。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过程，在宗教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当这些非洲人开始在宗教组织的最高层占据一席之地时，他们也就彻底被赋予了罗马市民的身份。 实际上，即使是在以贵族为主体的元老院圈子里，也有着不少底层出身的人凭借着皇帝的赏识迅速崛起。比如瓦莱里乌斯·夸特拉图斯就是以皇帝侍从的身份进入了VIIviri Epulonum这个行列。同样地，凯西利乌斯·艾米利亚努斯在成为未来的执政官之前，也先被任命为VIIvir。这些出身卑微的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极高的声誉，完全得益于皇帝给予的巨大政治红利。 资料显示：瓦莱里乌斯·夸特拉图斯进入VIIviri Epulonum的途径是作为皇帝候选人的侍从（CIL VIII, 26577a-c = ILTun 1420 = 道加66a）；凯西利乌斯·艾米利亚努斯在成为皇帝准臣前不久也被任命为VIIvir（CIL VIII, 1222）。这两份档案均出自罗马高等祭司学院的文献（舒马赫 L.《罗马高等祭司学院》第696页第66号）。另外还有一份材料（谢德 J.《阿瓦莱兄弟的学院》第150号）也能证实这个说法。 我们还能从罗马的宗教体系中找到更多例证。比如教皇学院、预兆学院还有XVviri sacris faciundis这些最负盛名的神职机构里，都有来自非洲的身影（吕普克 J.《阿瓦莱兄弟的学院》第732页第482号）。至于那个VIIvir Epulonum的职位（吕普克 J.《阿瓦莱兄弟的学院》第1223页第2776号），则直接将政治资本与宗教荣耀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总之，元老院的荣誉诅咒不仅是衡量精英地位的标尺，更是观察参政者如何融入城市社会群体的窗口。特别是在Urbs的宗教框架下（舒马赫 L.《罗马高等祭司学院》），布匿血统与罗马权力的结合过程显得格外生动。当我们把视线投向VIIvir、VIIviri、XV、XVviri这些宗教职位时（舒马赫 L.《罗马高等祭司学院》），就会发现那些原本出身卑微的人是如何在帝国的支持下获得声望与政治优势的（吕普克 J.《阿瓦莱兄弟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