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围绕“如何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工程人才”“如何评价一线育人贡献”等问题，高校与社会持续关注。
湘潭大学教授李旭军的经历，为上述议题提供了一个可观察的样本：以工程实践为牵引，把课堂知识转化为可验证的能力与成果，并将育人成效纳入职业发展评价体系之中。
问题：理论学习与产业需求存在“能力断层” 在工程类人才培养中，部分学生知识结构较完整，却在真实场景中面对系统集成、进度控制、成本约束与跨学科协作时显得经验不足。
一些企业用人也更看重“能上手、能解决现场问题”的综合能力。
如何让学生在校期间就经历贴近产业的训练，缩短从“会做题”到“能做事”的距离，成为工程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原因：真实工程训练不足、协同机制不健全、评价导向单一 其一，工程实践往往受场地、设备、经费等条件限制，学生获得连续性、系统性的训练机会不足。
其二，复杂项目需要多工种协同，但传统课程以个人学习与分科教学为主，缺少任务分解、责任到人、节点验收的组织方式。
其三，部分评价体系长期强调论文与项目指标，对指导学生竞赛、工程实践、创业孵化等“慢变量”“重过程”的育人工作，激励不足、认可不够，导致一些教师投入受限。
影响：实践育人质量关系人才供给，也影响创新生态形成 工程实践训练不足，容易造成学生进入岗位后的适应周期延长，影响产业效率；而高质量的实践育人，能够在早期就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工程纪律与创新意识，为先进制造、智能装备等领域提供稳定的人才供给。
同时，实践平台的建设与赛事项目的牵引，还可能形成“团队—课题—产品—企业”的链条，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端，带动区域创新活力。
对策：以项目牵引与工程化管理提升训练质量，以成果导向完善评价机制 李旭军的路径强调“先把真问题做透”。
她1996年选择进入生产一线，从设备维修做起，7年的岗位历练让她更清晰地感受到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落差，以及企业对复合型技术能力的迫切需求。
此后回到高校，她将一线经验转化为育人方法：2017年创建机器人实验室、筹备机甲大师战队，把学生置于接近真实工程项目的环境中训练。
在具体组织上，她引入类似生产线的过程管控方式：明确赛季目标、拆解关键节点、以日为单位推进、责任落实到人，重点解决团队协同与进度失控等常见难题。
在资源配置方面，面对经费压力，团队选择“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从碳板切割到图纸设计，从部件加工到电机线圈绕制，以动手能力降低成本、提高可控性，也让学生在“做中学”中形成工程底层能力。
实践结果显示出“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带动效应：截至2025年，战队获得国家级奖项近20项、省级奖项40余项；2025年暑期，在中国大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中，其团队从16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智能+”赛道特等奖并取得全国第一的成绩。
与奖项相伴的是人才去向的多元化与成果转化的现实性：部分毕业生成立企业深耕具身智能与智能加工设备，形成专利、商标与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积累，体现出实践平台对创新创业的孵化作用。
更值得关注的是评价导向的变化。
2025年，李旭军获评教授，成为湘潭大学首位不依赖学术论文、而以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实绩晋升正高级职称的教师。
这一案例提示，高校职称评价正在尝试更全面地识别“育人贡献”和“实践成果”，把长期投入、过程建设与人才产出纳入制度化认可范围，进而引导更多教师向实践育人一线倾斜。
前景：以“长期主义”塑造工程教育新生态，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 面向智能制造、机器人与新工科发展趋势，工程教育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系统训练能力与真实场景供给能力。
一方面，高校需要持续建设开放共享的实践平台，完善安全、设备、经费与校企协同机制，让学生在跨学科项目中经历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加工装配到测试迭代的完整流程。
另一方面，评价体系也应继续优化：在坚持学术标准的同时，建立对实践育人、竞赛指导、成果转化与创业孵化的可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的评价指标，鼓励教师以“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深耕。
从更长周期看，实践育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能干活”的工程师，更在于形成尊重规律、重视积累、敢于创新的学习文化。
正如李旭军强调的，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长期积累与对真实问题的持续打磨。
把这种“耐得住寂寞、做得出成果”的价值导向融入人才培养，将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李旭军的故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能力的培养和品格的塑造。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需要更多像李旭军这样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工作者。
她用十多年的坚守证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通过对学生创新创业的系统指导，完全可以培养出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工程人才。
这种探索不仅改变了个别学生的人生轨迹，更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随着职称评审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信会有更多教育工作者投身于这样的实践创新中，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贡献更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