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5年冬天，一部名为《中国小说史》的著作开始动笔创作，作者范烟桥从这个时候就把自己的心血倾注进去，一直到了1927年才把这本书整理好出版出来。那时候新文化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小说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和别的学者不一样，范烟桥特别看重中国本土的情况，他不想被西方的理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给中国小说的历史一个公平的说法。他把中国小说分成了四个大段，“小说混合时期”、“小说独立时期”、“小说演进时期”还有“小说全盛时期”。其中在“小说演进时期”，他列了27种不同的作品类别，这种写法让很多人觉得很现代，苏州的持志大学和东吴大学以前都把这本书当成教材来用。 范烟桥能写出这样的书，和他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他以前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之一。胡适、鲁迅这些新派学者写小说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那些通俗文学作品。范烟桥就觉得这不对劲儿，他觉得中国以前的那些文学不仅在过去有价值，以后还能发挥作用。他在书中仔细分析了徐枕亚的《玉梨魂》和李涵秋的《广陵潮》，还夸奖了包天笑和周瘦鹃翻译外国小说的功劳。但对鲁迅和郭沫若这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呢？他只是列了个目录就完事儿了。张军研究后说，这其实是他在替旧派小说家说话呢。 虽然范烟桥试图把“鸳鸯蝴蝶派”说成是正统的，但这个观点有点偏激。不过他的功劳还是很大的：一是系统梳理了白话小说的本土发展脉络；二是保存了很多通俗文学的史料。在那个西方理论满天飞的年代，他能坚持从传统里找答案，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范烟桥的底子很厚，他爸爸是举人妈妈会写文章弹词；他跟着国学大家金松岑学过东西；包天笑当主编的时候也很喜欢他写的文章和小说。 他写东西有个原则叫“只写诽文不写言请”，就是专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抗战的时候他拒绝给日本人干活儿；他给周璇写的《拷红》等电影插曲也挺有名的。1967年他在苏州去世了，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 虽然这部书一直没怎么受到主流学术界的重视，但是它用本土的眼光重新看待文学史这事儿挺值得琢磨的。现在全球化的时代咱们重新看看这本书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是怎么发展来的；也能让我们在跟外国交流的时候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 这部书告诉我们写文学史不能是一家独大的声音；得包容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办法；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