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七月，明初名将常遇春在自开平率军南归途中，于柳河川一带突然患疾去世。这位为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猛将，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在归家的行军路上，终未踏上故土。 常遇春的军事成就在同时代武将中无出其右。早年在采石矶之战中，他驾小舟冲阵，飞身跳上石矶勇猛杀敌，为明军扭转战局立下首功。在鄱阳湖决战中，面对陈友谅水师的直接威胁，常遇春一箭射中敌将张定边，成功保护了朱元璋主舰的安全。朱元璋对其能力的评价毫不掩饰，曾言其开拓之功占七八分，这并非虚言之辞，而是有战功可查的历史事实。十余年间，几乎每场重要战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其勇猛和决断力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然而，常遇春的性格中也存在朱元璋早已看在眼里的缺陷。其杀性过重，曾于九华山生擒陈友谅降兵数千，却在一夜间坑杀了大半。朱元璋知晓此事后，虽未重罚，但这笔账已然记下。在战争年代，这样的手段被视为必要之举；但随着天下初定，这把刀的用途自然会发生变化。 常遇春去世的具体原因，史料记载甚少。根据现存可信推断，其在柳河川一带因军旅劳累、行军出汗后吹风受邪，患上"卸甲风"而暴病身亡。柳河川位于今河北赤城县以西，该地昼夜温差极大，最高可达二十摄氏度以上，加之常遇春多年征战积累的旧伤未愈，大军远征缺乏良医，最终导致不治之症。 朱元璋对常遇春之死的反应极为悲恸。他在奉天殿亲笔撰写祭文，带领文武百官出城相迎灵车，全体穿着素衣，送葬队伍行进遥远。常遇春最终被以亲王礼仪下葬于金陵太平门外钟山脚下，神道两侧石像生的规制在当时武将中无有第二，甚至超过了首号统帅徐达的墓园规模。这份礼遇充分反映了朱元璋对常遇春的重视和痛惜。朱元璋还亲自作诗悼念，诗中写道"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眼泪与荣耀都是真实的。 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常遇春身后的遭遇。其长女在洪武四年被册封为皇太子妃，这本应是家族荣耀的延续。然而，其三个儿子的命运却各不相同，都未能逃脱那个时代的阴影。 长子常茂所承之爵并非其父的鄂国公，而是改封为郑国公。洪武二十年，常茂随冯胜出征辽东，在纳哈出投降酒宴上，因手下密告其欲逃跑，常茂未加深思便直接出手，拔刀砍伤纳哈出臂膀，导致部下惊散。此举引发冯胜上奏常茂激变，两人随之互相揭发不法之事。朱元璋最终收回冯胜总兵印，将常茂贬往广西龙州，四年后常茂死于贬谪之地，无有子嗣。 次子常升在兄长获罪后被削去爵位，朱元璋改封其为开国公。然而，常升后来因牵涉蓝玉党案而被诛杀。蓝玉案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常升之名见于朱元璋命人编集的《逆臣录》口供汇编中。 三子常森的记载虽不详，但其结局同样未能脱离这个时代的悲剧轨迹。 这种对比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讽刺：生前获得最高规格礼遇的名将，其身后代表的家族却在权力博弈中逐渐衰落。朱元璋对常遇春本人的重视毫无疑问，但对其后人的处置却反映了早期大明王朝中，功臣家族与皇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常遇春的身后哀荣，表明了开国之初对功勋的肯定；而其家族的遭遇则提醒我们——个人功业再高——仍需依托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回望历史，重点不在于感叹兴衰，而在于理解国家从"依人而治"走向"依制而治"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