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信心与意愿偏弱，内需潜力有待深入释放； 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的背景下，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恢复基础仍需夯实。孙学工表示，现实中居民消费倾向偏谨慎，部分领域消费恢复不均衡，消费信心不足与消费意愿不强相互交织，成为扩大内需面临的突出课题。 原因——收入预期、保障预期与供给适配性共同影响消费决策。 一是就业与收入预期对消费形成“基础性约束”。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消费的源头活水。与就业和收入密切涉及的的行业景气度、企业经营状况以及用工需求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对未来收入的判断，从而影响当期消费决策。孙学工指出，稳增长首先要稳就业，尤其要支持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因为其吸纳就业能力强、覆盖面广，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具有关键作用。 二是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相对偏慢，消费能力提升空间尚未充分打开。财产性收入是居民增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资本市场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普惠金融供给以及居民资产配置能力等因素有关。财产性收入增长相对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升级与服务型消费扩张。 三是社会保障与相关制度安排对消费存在“预防性储蓄”影响。医疗、养老、教育等支出预期，是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变量。当保障体系覆盖更完善、可及性更强、支付更可预期，居民往往更愿意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孙学工认为，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消费政策及相关改革仍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需要通过改革完善与政策优化，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四是优质供给不足或结构性错配，影响消费体验与消费转化。随着居民消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高品质商品、便利化服务、多样化场景和更高标准消费体验的需求上升。如果供给端在品质、品牌、渠道、服务和创新上跟进不足，消费潜力将难以充分释放。 影响——提振消费既关系短期稳增长，也关乎长期结构优化与民生改善。 从短期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加突出，消费回升的力度与持续性，将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与市场主体预期。 从中长期看，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带动服务业扩容提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通过更充分的就业吸纳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消费信心的改善也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反之，若消费意愿长期偏弱，可能导致企业投资更趋谨慎、就业压力加大，进而形成需求不足的连锁反应。 对策——综合施策形成合力，从“稳预期、增能力、强保障、优供给”四端同时着力。 第一，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把稳增长与稳就业紧密结合。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和提升供给质量，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和领域稳定发展，改善经营主体预期。对中小微企业可通过融资支持、减负稳岗、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增强其韧性，夯实就业“蓄水池”。 第二，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增强消费能力与消费底气。除了稳定工资性收入，还应推动财产性收入增长与居民资产负债表改善，拓展符合居民风险承受能力的财富管理渠道，提升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与稳健性，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质量。 第三，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后顾之忧。推动社保制度更加公平可持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医疗、养老、育儿等领域保障能力和可预期性，减少因不确定性导致的预防性储蓄，促进消费从“谨慎型”向“发展型”转变。 第四，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提升消费便利度和获得感。加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鼓励企业围绕健康、养老、文化旅游、体育、数字消费、绿色低碳等领域丰富产品与场景，推动服务标准提升、消费环境优化和权益保护强化，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闭环。此外，结合城市更新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完善物流与生活服务设施，推动城乡消费一体化发展。 前景——政策协同与改革深化将为消费持续回升提供更坚实支撑。 从趋势看，随着稳增长政策效果逐步显现、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增收渠道持续拓展，以及社会保障与消费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居民消费信心有望逐步修复。特别是在服务消费、品质消费、新型消费等领域，需求潜力仍然可观。下一阶段，关键在于把“短期政策托底”与“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更可持续的收入增长机制、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推动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更稳定支撑。
提振消费既是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远之策；随着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继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