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海，这地方藏着好多让人捉摸不透的故事。我从小就爱编故事、看小说，总觉得现实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文学嘛，就是通往那个世界的路。写东西对我来说最大的乐子，就是能在虚构的世界里不受拘束地感受、思考和表达。现实的人生太随机、太零碎了，可故事不一样，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集中起来，变得简洁又精彩。亚里士多德不是说嘛，历史是讲已经发生的事，文学讲的是应该怎样去做。所以我说虚构才是文学的核心密码。 虽然我喜欢编故事，但我心里的世界和现实生活还是连在一块儿的。我就像用密码给别人发信息一样，把自己藏在那些不存在的人物和故事后面讲自己的故事，那种感觉挺私密的。那个世纪之交，我在复旦读博士。那会儿写了《小艾求职记》和《芳邻》，主要是想记下那三年的复旦生活。《芳邻》里那种为了读书累死累活却还想搞爱的感觉特别焦灼，那种感觉全靠虚构出来的上海租房一角承载着。《小艾求职记》里的南区现在已经没了，可那个在南区晃悠、既想进城又想守住纯净生活的小艾，却和南区一起活到了现在。 那时候的上海多热闹啊，各种声音在耳边乱响。那种世纪末的情绪多少也在小说里透出来了。有朋友看了说，这些文字没一点过时感，反倒挺鲜活的。其实是因为我用虚构的形式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读博那会儿我住在复旦附近的老公房里，房子就一个小房间，不过阳台特别大。我特别爱那个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见两条交叉的马路和一直不停跑的车子。《阳台上的女人》就是用了这个阳台的感觉来写男女爱情那种没有希望也没答案的事儿。两个自私的人怎么才能相爱呢？我觉得真爱的本质不是让自己更完美，而是把自己碎掉。我想表现出真爱难实现对生活造成的那种毁灭性打击。 写到最后不满意的时候我就翻里尔克的诗集找找灵感。结果他的诗和我的句子凑到了一块儿，无论是男人落魄还是女人发疯都成了象征。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件特别严重的事儿。 后来又写了《办公室里的七朵花》，讲一个刚在上海落脚的外地男青年疯狂爱上一个办公室里的上海美人然后幻灭的事儿。其实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刚工作的那种压抑和迷茫。用男视角去看特别随意有力。 还有一篇《逃离》才是正经的爱情故事。咏梅从大学就开始暗恋胡雷了，兜兜转转两人成了一家还在上海打拼出了天地。但即便这样咏梅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不了被忽略，最后就跑了。这篇小说其实是我对婚姻生活的反思。 最近很多剧都拿上海当背景。要表现上海通常都会搞出外滩、黄浦江这种大场面。哪怕普通打工族租房也得能看到东方明珠或者“巨富长”的老洋房梧桐树。除了《只是朱颜改》，我其他小说都没特意加这些“上海符号”。 我每次去南京路、外滩基本都是陪外地朋友。所以我觉得那种动不动就来四件套城景的架势太像观光客了。我写的那些带着梦想来的外地人最先考虑的是怎么活命怎么找工作，然后才是找对象结婚买房……他们刚来会觉得特别失落不安急着要被接纳觉得自己能跟上这城市的步伐。 不过每一个新上海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远方。他们离开家乡时并不忠诚于这片土地他们对远方的渴望不会因为暂时安稳就没了这就是这座移民城市复杂的地方也是它紧张的精神追求。 我小说里的角色全是这种新上海人典型的像《谁来自远方》里的凌青和她的堂弟李福平看起来凌青在上海结婚买房有工作很稳定但心里藏着对“北京来的”学者王宜思的爱还有对老家的念想谁知道明天谁又会从远方来呢这就是典型的新上海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