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岁的史蒂夫·谢勒怎么也没想到，在干了半辈子的国际记者之后，因为一场裁员，自己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他当时在加拿大渥太华给路透社当社长，结果2024年机构精简，直接把他给开了。这下子加拿大绿卡没办成不说，三个孩子的学业也得停下来。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不得不第二年卖掉了房子，回了老家美国。可他回到美国后发现，这里比以前更陌生、更暗淡了。他说，现在的美国对他来说，就跟1998年刚到意大利的时候一样陌生。 当年他离开美国是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租个房子一个月只要300美元，互联网还刚开始流行，大家都活得挺乐呵的。现在三十年过去了，他亲眼看着中产阶层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在弗吉尼亚州，他当了全职网约车司机一年也挣不到3.6万美元，这比联邦贫困线都还低不少。要想维持基本的舒服日子，起码得翻一倍才行。为了省钱他只能跟一个拉丁裔老头儿挤在地下室住，租金涨到了2000美元。 谢勒觉得现在的政策老是拿移民说事，但其实更让老百姓难受的是那些看不见的经济压力。当权的人想让大家怕外国人，但真正让人心里慌的，是大家在经济大潮里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曾经年薪13万美元的他现在也承认，自己跟那些凌晨搭车的人一样，都在这个脆弱的系统上晃悠着。就业市场更是残酷得很，虽然看上去很热闹，但工作换得勤保障却没跟上。技术变了、产业也变了，老路子都没法走了。 贸易政策和钱袋子的问题要是再加上去的话，物价肯定要涨，经济增长也会变慢，那家里的钱袋子就更瘪了。家庭这块的裂缝也很深。因为身份问题和钱不够用，谢勒的意大利老婆到现在还没来美国跟他团聚呢。孩子们曾经还得跟着妈妈回意大利去。他在机场送他们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这就是跨国中产家庭在夹缝里求生存的真实写照。后来还是靠他老爸给他出钱租了个大房子才安顿下来。 谢勒还一直说自己是“中产阶层”。这种心理上的坚持其实挺有意思的。社会学家说过，“中产意识”有时候比经济现实还固执呢。从以前拿着笔记本到处跑的记者变成了现在靠算法派单干活的司机，他这种角色的转变正好说明现在的知识份子有多难。以前的路都变了样子之后，人该怎么重新给自己找定位呢？ 史蒂夫·谢勒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着大家看。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个人命运和整个大环境到底是怎么纠缠在一起的呢？这不仅仅是一家一户的事了。这还关系到中产能不能长久发展、工作岗位怎么改、社会管理能不能跟上节奏等等大问题。“美国梦”以前说得挺好听的现在受到了挤压怎么办？得想办法重建一个包容大家的增长框架才行。 这股潮水往哪儿漂还得靠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来想办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