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大家讲讲这位叫汪友棠的，在上海有名的书画家，字是友棠，他就是从徽州绩溪那边过来的。因为画画画得好，还在景德镇搞瓷器。这人真挺牛的，早年在京城画过画，后来就去了景德镇，把国画的那一套全搬到了瓷胎上。 说起他的本事，不管是画人物、山水还是花鸟，还是墨彩、金彩、蓝彩这些技法，他都能信手拈来。他在上海还有一对印呢，白文是“汪棣之印”，朱文是“字曰友棠”。这对印他回家后刻的，为了照顾到国画印章的完整性。那时候他还在上海搞刻印的事。 他刻印的人叫周廷柱，字底如、号筱枏，后来更号恨侬。还有一个绩溪来的胡良铨，号衡甫。这俩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周廷柱是给他刻这对印的人，而胡良铨则是在旁边帮忙雕刻两面印。他们俩后来都在上海住了下来。 现在来看这些印章还有边款，就知道他们当年的交情不一般。光绪十五年的时候周廷柱给他刻对章；到了光绪二十二年周廷柱自己说丧妻后万念俱灰，但还是给汪友棠刻印；同时胡良铨也在旁边帮着刻。这说明他们当时在景德镇圈子里的交往很紧密。 把这些印章连起来看，就能看出一条金石交游的暗线。他在景德镇搞瓷器的这段时间就叫“汪友棠时间”。他画路宽得很，同一时期既能画山水巨幅又能画花鸟小品，“高产且高品”的标签也被传了出来。 所以啊，从国画篱菊到浅绛彩瓷这种转型其实并不容易。真正的艺术家总能在绝境里开出另一片花田来。我们今天在拍场或展厅看到那一抹淡菊时，就能想起他的这段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