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增量空间收窄，存量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经过长期较快增长，我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社会财富和产业基础，但新阶段也面临更复杂的结构性挑战：一上，部分领域的沉淀资源、低效资产和呆滞产能仍占用大量要素，降低资金、土地、人才等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传统增长机会减少——依赖“新增投资—新增产出”的扩张路径边际效应走弱。现实表明，经济运行中“存量博弈与增量优化并存”的特征更加明显，如果存量难以有效调整，增量的质量提升也会受到制约。 原因——路径依赖叠加利益格局调整难度，存量改革相对滞后。回顾改革发展历程，在增量空间较充足时期，我国通过持续创造新的增长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利益再分配矛盾，降低了改革阻力。这个做法在特定阶段行之有效，也形成了惯性：政策与市场主体更倾向于通过开辟新赛道、扩大新增规模来化解矛盾，而对触及面更广、协调更复杂的存量优化推进不足。此外，存量调整本质上涉及既有权益安排、债权债务关系、所有权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再梳理，牵涉主体多、链条长，操作不当容易引发风险外溢，导致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决策上更为谨慎。 影响——无序竞争与低效扩张易形成负向循环，制约高质量发展。随着技术迭代加快、消费结构变化、新技术广泛渗透，传统产业面临成本、效率与需求变化的多重压力，这种挑战既体现在制造业，也延伸至餐饮等服务业。部分行业在阶段性供给扩张后出现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苗头，竞争加剧之下，一些企业为维持经营转向低价抢单、压缩成本，进而影响产品和服务质量。若缺乏有效规范，行业可能陷入“价格战—利润下滑—质量下降—收入承压”的负向循环，不仅削弱企业长期创新能力，也会对工资水平和居民收入预期造成不利影响，进而损害社会效益与经济韧性。 对策——以盘活存量为关键抓手，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提升配置效率。业内建议，推进存量调整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在“稳预期、防风险、促转型”中把握节奏与力度。 一是把反内卷作为产业存量优化的重要导向，强化公平竞争与质量标准约束。对明显扰乱市场秩序的无序竞争行为，完善规则供给并加强监管协同，引导企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推动形成优胜劣汰、良性竞合的市场生态。 二是以并购重组促进资源整合，发挥优势企业带动作用。通过市场化重组整合上下游资源和同业产能，提升行业集中度与规模效应，推动资金、技术、人才向更有效率的主体集聚，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支持龙头企业围绕关键环节补链强链，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组织形态。 三是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提升破产制度实施质效。完善破产重整、和解、清算等配套安排，强化执行协同，提高处置效率和透明度，让“能进能退”成为常态。通过法治化方式推动低效主体有序出清，为有效企业释放市场空间，也为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与资产重组提供制度支撑。 四是统筹存量盘活与增量提质，把增量投向更需要、更有效的领域。增量建设更应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方向，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扩张；同时通过改革优化要素供给方式，推动资金、土地、能源等向高产出、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倾斜，实现“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相互促进。 前景——存量调整打开新空间，增量提质培育新动能。多方认为，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存量优化将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来源。通过加大存量盘活、结构重组和制度完善力度，有望缓解部分行业供需失衡，提高资源周转效率，稳定企业利润与就业预期，并为新技术应用和新产业成长腾出空间。与此同时，规范竞争秩序与完善退出机制将深入改善市场预期，促使企业把更多资源投入研发、质量和品牌建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经济正处在深度转型的关键阶段，存量调整与增量优化相互支撑，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现实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这场涉及深层利益调整的改革，需要政策制定的定力与执行力，也考验市场主体的适应与创新能力。只有在破与立之间把握好力度与节奏，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的系统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