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契丹帝国的建立是把中原、东京、朔方这些曾经零散的板块拼接起来，那五京制就是这些板块中的稳固支点。契丹人先是做了中原的“边缘玩家”，却能把草原、农耕和商业这三种全然不同的生计都拿了过来，这种本事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维持几百年的。北方政权往往是统一没多久就分崩离析，契丹却打破了这个魔咒。其实道理藏在他们很少露面的五京制和南北面官制里面。 早在唐朝初年，八个契丹部落为了保命结成了联盟。当时的首领是各部推出来的，人死了还得大家认可才行，这叫典型的部落军事民主制。这种制度让很多北方集团都短暂地出现过，偏偏契丹人在它上面搞出了更集中的权力结构。唐朝灭亡后，大贺氏被遥辇氏给换掉了，不过联盟的老规矩还在。一直到耶律阿保机自己当了可汗，局面才彻底变了——部落联盟的外壳被掀开了，帝国的影子露了出来。 联盟之所以瓦解，是因为生产力提高了，资源得重新分一分。底层老百姓本来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现在虽然好一点，但大部分新财富都进了贵族的口袋。贵族靠军队和刑罚护着自己的好处，阶级矛盾就激化了。这套新秩序靠老的部族制是没法兜住的。阿保机仗着自己是贵族出身又有军功，一路扫清障碍，在916年就建国了；耶律德光后来又把国号改成辽，趁着五代大乱一路扩张，跟汴梁那边的北宋隔着河对着干。可那个旧联盟的想法并没有消失，反倒成了稳住边疆的“胶水”。 刚建国的时候机构可简单了：朝官、宫卫、部落还有州县。州县是专门给汉人俘虏和工匠住的；部落是收编的归顺部族；宫卫则管着皇帝的私属奴隶和兵马。看起来挺糙的，不过却给后来的南北面官埋下了种子。 契丹人可不死守老名字，他们把中原、突厥那些成熟的官职拿来直接改：可汗是匈奴首领的旧称，夷离堇是突厥的叫法，达剌干是隋唐突厥官名……这些名字听着像是外来的，其实很快就被契丹话给同化了，形成了一套因地制宜的混合同化体制。等到燕云十六州和渤海故地都拿下来了，农业占大头的汉人和渤海人需要精细管理了，南北面官制也就顺理成章地出来了。 表面上看五京就是地理坐标的点；实际上每一座京城都对应一种经济模式和外交对象。中京才是真正的心脏；上京守着漠北和泛突厥部族；东京管着渤海旧地；南京（幽州）是对接北宋的大门；西京（大同）住着沙陀、粟特、党项这些杂居的民族。 幽云内部虽然主要是种地的，可里头也有游牧的、做买卖的还有好多民族混在一块儿。大同因为有沙陀、粟特、突厥的商人聚居，商业气氛比幽州浓多了。辽朝就在这儿立了个西京和南京平起平坐。这样分治避免了一刀切地把大家都变成一样的人。五京并排着看好像有点重复，但其实用不同的制度拼成了一张覆盖北中国的大网。 中原史官喜欢用“南北对立”来概括辽朝的制度，结果把北面官和南面官硬生生切开了；宋朝人眼里北面就是落后的游牧旧规矩，南面才是学唐朝的新政策。这种片面的看法忽略了五京各自的不同任务——南京管中原种田的，西京连漠南草原的路；上京盯着朔方那边；东京守着渤海；中京统管全局。 当观察的人只愿意盯着自己熟悉的模式看的时候，辽帝国复杂的战略布局就被抹平成简单的敌我符号了。历史也就少了那种能从多个角度看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