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显示，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指挥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1948年前后，东北“剿总”司令部编制中出现“一名总司令配九名副总司令”的设置，这种罕见的人事安排直接削弱了指挥效率。卫立煌名义上统辖东北全局，实际调度权限多局限于沈阳周边。杜聿明虽任副总司令——却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所部并不完全受总司令部节制。范汉杰固守锦州自设指挥体系，甚至在后勤补给上也绕开上级。最高统帅部一面宣称给予前线指挥官全权，一面又对关键兵团进行远程干预，结果政令不畅、军令不一。
东北“剿总”的指挥乱象，不仅是军事失利的技术性因素，更集中反映了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这段历史提示我们，任何组织都需要在权力制衡与效率之间找到恰当的边界。过度设防带来的内耗，往往比外部压力更具破坏性。周恩来总理对张作相的惋惜也从侧面说明，包容与信任是凝聚力量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