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刚当上电视记者那会儿，每逢过年前都在车站和村口架机器，记录那些人潮涌动的画面。那阵子社会正在大变样，大家来回折腾，车站村口成了离别的地方，也成了重逢的地方。我在那拍了几十个小时的素材，有时候翻出来看，心里头感慨特别多。 最近台里想搞个专题节目，要去采访本地最早一批到沿海闯荡的人。打听来打听去，有人给我提了个郑丽的名字。我在县城一个小区找到她时，正赶上她把孙女从幼儿园接回来。听说我是来采访的，她笑着说：“这么多年过去，我还以为就剩我自己记得这些事儿了呢。” 郑丽是1966年生的，老家在离县城30公里远的一个小山村里。初中刚毕业那年，父亲得了病走了，家里没钱供她继续念书。乡下姑娘到了岁数就得听家里安排，随便找个人嫁了洗衣做饭过日子。 她那时候到镇上一家罐头厂打工，晚上跟一群女孩挤在集体宿舍里聊天。有个叫刘英的姐妹比她大两岁，给她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郑丽听着都一愣一愣的。有一天傍晚，刘英约她去河边散步，说想跟她一块南下深圳打工。 那时候深圳经常被人提，说是那边办了特区，建了高楼大厦和工厂。刘英还说那边工资特别高，郑丽一听就心动了。她们三个女孩商量好先坐中巴去县城，再坐火车去衢州、广州，最后转车去深圳。 可那天中巴开动的时候，刘英和另一个女孩没上车。郑丽咬咬牙不去看她们了，任凭车子往前走。后来才知道她俩是被父母锁在家里出不来的。那年1983年夏天热得厉害，中巴车挤得满满的，车子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咣当咣当开着。 到了深圳后，郑丽在蛇口的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那个时候，一个17岁的小姑娘自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谋生，在村里可是稀罕事。那年春节她回家过年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村里人见到她就装作没看见似的不说话，也没人愿意串门了。 不过到了正月初二那天情况变了，村里的年轻人实在忍不住好奇心找上门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她讲外面的世界时眼睛都亮闪闪的。正月初六她回深圳的时候带着一女五男一块儿走。本来人还不止这些呢，跟刘英一样有些家伙也是被父母锁在家里没走成。 一开始那几年郑丽背了个“从深圳回来的女人不干净”的骂名，心里难受得很。但后来大家都变了主意。你看那些打工回来的人穿得漂漂亮亮、出手大方；你再看看他们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甚至买了车买房——大家伙儿也就不再嘲笑他们了。 这几年村民外出打工不光是往深圳广州上海跑了。像觅食的麻雀、随风飘的蒲公英一样散得到处都是。每年过年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回家乡串门讲经历讲见闻商量发财门路。 后来电视上播了那部叫《外来妹》的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放出来的时候——那已经是八年后的事儿了——这时候郑丽结束了漂泊在深圳的日子回到老家在县城一家电子厂上班落了脚后来结婚生子安定下来过日子。 但在我们老家那些小山村里还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往外走火车汽车日夜不停地跑着我相信他们当中肯定有不少人曾经在我的镜头里露过脸眼神里透着热切又带着一股韧劲。只要还有梦想只要还有春节只要还有故乡这种外出回家的事儿就永远不会停歇我结束了对郑丽的采访走出她家门时天已经黑了一轮圆月挂在天上近处远处灯火明明灭灭汽车鸣笛声时有时无晚风轻柔地吹着路上三三两两的人在赶路路灯把他们的影子一会儿甩在身前一会儿甩在身后让人分不清是晚归还是夜出——在这茫茫世界在这温柔夜色之下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