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太仆寺街，原本是个管马的皇家衙门，后来变成了有名的胡同。这条街在西单东边，从府右街一直往西，走到东槐里胡同就到头了，总共也就不到六百米长。因为紧挨着皇城，加上明朝的太仆寺衙门以前就在这儿，所以它就一直叫这个名字。哪怕过了好几百年，走在这条安静的小路上，还能感觉到以前的气息。 太仆寺街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元代。那时候这儿叫兵部夹道，是万宝坊的地盘。到了明朝永乐年间，皇帝把都城迁到北京，就把元代的兵部旧址改成了太仆寺。“太仆”在古代是管车马和马政的官名，“寺”就是办公的地方，跟太常寺、大理寺一样都是中央的机构。根据老书《天府广记》和《春明梦余录》上说，明朝太仆寺总揽全国的马政工作，管着京城附近的牧场、牲口数量，还管皇帝出行的车马仪仗，甚至连祭祀用的牲口也归他们管。这个衙门以前墙上嵌着石刻，是太仆寺卿王世贞临摹的史道硕和赵孟頫画的马图，看来当年这地方挺有文化气息的。 清朝初年还是沿用明朝的旧规矩，太仆寺衙门还是在这儿办公。一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他们才搬到了正阳门东城根那边去。虽然衙门搬走了，但“太仆寺街”这个名字就留下来了。现在的北京，像这样直接用中央官署命名的街巷已经不多见了。 这条街上最有分量的老房子就是衍圣公府（也就是太仆寺街69号）。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的时候，朝廷赐给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孔彦缙一处宅子，一开始是在东安门那边。后来因为房子太小住不下人，到了天顺年间又改赐到了太仆寺街这块新地儿上。《明史·衍圣公传》里写着，英宗皇帝复辟后，十岁的衍圣公孔宏绪去上朝见他的时候举止很得体，皇帝很高兴，就把这座大宅子赐给了他。这座宅子是四进的四合院坐北朝南的格局，是明清两代衍圣公进京拜见皇帝时固定住的地方，一直用了差不多五百年。清嘉庆年间的学者阮元还曾两次借住在这里面种了竹子、藤条、槐树和海棠树三十多株呢。 1919年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在北京去世的时候就在这里住下了。他临终前写了奏折给民国的大总统徐世昌和退位的皇帝溥仪说自己还没见到儿子出生呢。第二年孔德成生下来以后就承袭了末代衍圣公的爵位。现在这房子变成了宏庙小学，只剩下一棵老槐树还在那里站着。这棵树见证了孔子的后代在京城享受的九百年的恩宠。 小巷深处还有个好玩的故事：明末有个叫米万钟的太仆寺卿兼书画家在街北边盖了个叫湛园的园子。这是他在北京城里盖的三个名园之一。米万钟的书法和董其昌齐名被人称为“南董北米”，他喜欢石头和造园子。湛园的意思就是清静澄澈有了这个园子里有流水、竹丛、石头堆还有个书房叫石丈斋他自己题诗说“主人心里本来就很清静所以用这个名字给自己的园子命名”。园子里曾经有一块很有名的石头叫“非非石”当时算是一个奇观。可惜明末打仗的时候把园子给毁了但他选的这个位置离官署很近又很安静的格局成为了文人在这里居住的开端。 清代到民国时期太仆寺街以及周围的罗贤胡同（以前叫罗圈胡同）、新建胡同就成了有名的人聚居的地方。清朝文华殿大学士桂良还有恭亲王奕訢的岳父都曾住在罗贤胡同里他们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这三代皇帝参与过很多朝廷的重要决策。柯劭忞（1848年—1933年）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也是溥仪的老师后来还当了清史馆的馆长和主编就住在衍圣公府的西边他一个人完成了《新元史》这本书还把它列进了“二十四史”他写东西很勤奋常常看书到很晚衣服袖子都烧着了都没察觉。1936年张大千租住在罗贤胡同16号北平沦陷期间他被困在这里画自画像抒发情怀写下了“还乡真觉见人难”这样的句子表达自己的思乡之情。此外武林高手孙禄堂还有京剧演员梁小鸾也曾经在这里住过文武雅俗各种人都聚在这条巷子里。 值得一提的是太仆寺街的历史上也有一段非常惨烈的记忆那是明末甲申之变的时候（1644年）。根据老书《宸垣识略》和地方志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京城被攻破的时候太仆寺街有一户姓查的人家九个女儿为了不被人侮辱全都自缢了七个人殉难了后来人们写了《查氏七烈女墓志铭》来纪念这件事成为了街巷中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