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次摔伤引发两次开腹，争议焦点指向“是否漏诊”与“鉴定能否采信” 据裁判文书披露——2021年4月22日——席某因意外摔伤入院治疗；医院家属签署手术风险告知有关文件后，当日对其实施全麻剖腹探查。次日患者出现腹胀、血压下降等情况，医院再次行剖腹探查。此后患者于6月4日携术后创口出院。围绕二次手术及失血性休克的成因，患者出院后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作出意见，认为首次手术未对腹腔进行全面探查，遗漏腹膜创口及破裂小动脉出血，对失血性休克及二次手术的发生具有完全原因力。患者据此起诉医院，主张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 原因——风险告知难以覆盖操作过错，证据对抗关键在“谁来证明鉴定不可靠” 案件审理中，医院的主要抗辩集中在两点：其一，术前风险告知书已由家属签字，患者理应知悉手术风险；其二，鉴定意见由患者单方委托，程序透明度不足，结论不应作为定案依据。 法院审理认为，风险告知材料的功能在于证明医疗机构履行了必要的说明义务，但说明义务并不当然转化为对诊疗过错的“免责条款”。医学活动存在不确定性，依法应当区分正常并发症与医务人员过错造成的损害。对后者，医疗机构仍需承担相应责任。 在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上，法院强调审查重点于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的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依据是否充分、论证是否严密。若主张鉴定不应采信，应当提出具体、可核查的瑕疵线索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本案中，医院未能就鉴定资质、程序或依据提出实质性反证，也未依法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故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 影响——诉前单方鉴定并非“天然低效”，倒逼医疗机构加强病历与流程管理 该案判决结果为：法院综合认定医院存在过错，判令其赔偿患者各项损失合计8万余元。案件的现实启示在于，诉前由一方委托的司法鉴定并不会因为“单方”身份而当然失去证明力。只要鉴定主体适格、程序合规、依据充分，即可能成为查明医学事实的重要证据。反之，若被告仅以“单方委托”为由笼统否定，而缺少针对性反证与程序性救济手段，往往难以动摇鉴定结论。 同时，判决再次明确“告知不等于免责”的边界。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风险告知书记录的是“已提示风险”，并不意味着患者或家属替医疗机构承担因过错导致的不利后果。 对策——完善闭环管理与证据意识，减少纠纷增量、提升处置质量 业内人士指出，类似争议多发生在急诊外伤处置、围手术期观察与复评环节。为降低风险，医疗机构需从三上补强：一是严格执行急危重症识别与复评制度，对术后异常生命体征、腹胀、血压下降等信号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及时记录”；二是强化术中探查与术后交接的标准化，尤其对潜在出血点、创口情况形成可追溯记录；三是提升证据管理能力，确保病历书写规范完整，必要时依法及时申请鉴定、复核或重新鉴定，用事实与程序回应争议，而非停留在概念化抗辩。 对患者而言，在依法维权时应注意固定证据链条，妥善保管病历材料，选择具备资质的鉴定机构，依法依规开展鉴定委托与材料提交，避免因程序瑕疵影响权利实现。 前景——以规则促进理性预期，让医患双方在同一证据框架下对话 随着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优化，司法实践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将更加注重“可验证性”和“可反驳性”。可以预期，围绕鉴定资质、程序规范与论证质量的专业审查将更常态化，医疗机构在诉讼中的应对方式也将从“以告知替代证明”转向“以证据回应专业问题”。在这个趋势下，规范诊疗流程、强化医疗质量控制与透明沟通，将成为减少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根本路径。
这起案件提醒医疗机构：风险告知不等于免责，医疗行为的底线仍是专业规范与法律责任；也提示患者：签署涉及的文件并不意味着放弃依法获得救济的权利；对司法实践而言，本案再次表明，医疗纠纷的裁判应以可检验的证据为基础，依法审查并尊重科学鉴定，通过清晰的举证规则促使双方在同一证据框架下讨论事实。要形成更健康的医疗生态，关键在于医疗机构切实履行诊疗义务、患者理性行使权利、司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判，让医疗活动在法治轨道上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