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探视权屡遭阻挠，“想见孩子”变成反复拉扯 离婚纠纷中，未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依法享有探视权，但在实践中，“口头同意却不兑现”“以各种理由拖延”的情况并不少见；有的案件里，一方以孩子学习、身体不适、居住变动等为由长期不配合，甚至出现“带走孩子后失联”的极端情况，导致探视权停留在判决书或协议上，难以真正落实。 上海宝山区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显示，离婚后，父亲李某以“防疫”“需要静养”等理由，持续阻挠母亲周某探视子女。数据显示，两年多时间里，周某按约本应探视308次，实际仅实现83次；2021年6月之前，探视时长也多次被压缩至每次1至2小时，明显低于约定安排。多轮沟通无果后，探视权执行进入司法程序。 二、原因：情绪对立叠加执行难点，“家事”容易陷入“软对抗” 探视权纠纷反复发生，既有情绪因素，也有执行层面的现实难题。 一上，离婚后的对立情绪容易延伸到子女抚养与探视安排中。有的当事人把对前配偶的不满转化为对探视的限制，用“卡住探视”来“惩罚对方”，孩子由此被卷入成人矛盾。另一方面，探视权具有强日常性和私密性，执行场景多家庭内部，取证、监督和即时处置都不容易。即便法院已有判决或调解协议，若一方持续以“找理由、拖时间”的方式对抗，传统强制措施也很难精准改变其行为。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曾采取司法训诫、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措施，但仍未能促使当事人切实履行配合义务，折射出部分探视权案件存在“惩戒力度有了，但纠偏效果不够”的执行难点。 三、影响：受伤的不只是权利，更是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与家庭教育秩序 探视权受阻，表面上损害的是非抚养方的法定权利，更深层的影响落在未成年人身上。长期被迫“站队”、反复经历关系中断，可能引发焦虑、回避、低自我价值感等问题，甚至影响其日后亲密关系建立与社会适应。对家庭教育而言，父母一方长期缺席或被人为切断联系，孩子更难获得稳定持续的情感支持，也背离了“共同养育”的基本原则。 从社会层面看，探视纠纷反复进入诉讼与执行程序，会推高家事审判和执行成本，削弱裁判的可执行性与权威，也影响公众对家事领域法治可预期性的信任。把探视从“情理协商”更明确为“法定义务”，既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也是在修复家庭教育秩序。 四、对策：家庭教育令进入执行环节，以“指导+约束”促履行 据介绍，2月14日，宝山区法院向李某发出《家庭教育令》，这是全国在执行阶段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要求当事人按照法院或指定家庭教育指导机构的安排，在规定时间、地点接受指导，并依法配合周某行使探视权。对拒不执行、继续设置障碍的，法院将依法采取训诫、罚款、拘留等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个做法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导向相衔接。自2022年1月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保障未成年人获得父母双方的关爱与教育。将家庭教育令引入执行环节，实质上是把家事纠纷中常见的“软对抗”纳入更可监督、可纠偏的轨道：一上通过明确义务、提高违约成本形成约束，另一方面借助专业指导，帮助当事人以未成年人利益为中心改善沟通与履责方式。 五、前景：从“写纸上”到“落在生活里”，探视权保护将更趋体系化 多地司法实践显示，家事审判正在从单纯裁判“谁对谁错”，转向更注重修复家庭关系、推动责任落实。下一步，探视权治理有望在三上继续深化：其一，执行措施更细化，围绕时间、地点、方式形成更可操作的清单，减少争议空间；其二，专业力量更前置，家庭教育指导、心理疏导、社会工作介入与司法程序形成衔接闭环；其三，惩戒与教育并行，对恶意阻挠、屡次不改者强化信用惩戒与司法强制，对仍有修复可能的家庭加强引导与修复。 同时也应看到，法律可以提供底线与工具，但孩子能否稳定成长，仍取决于父母能否把“对孩子好”落实为持续、理性的共同养育。主动行使探视权的一方，应依法维权、理性沟通；负有配合义务的一方，更应明白切断亲子联系并不等于“赢了对方”，最终消耗的是孩子的成长与未来。
法律的介入，为探视权划定了清晰底线，但法律终究是外部约束。真正能弥合离婚家庭亲子裂痕的，是父母对责任的自觉与坚持。孩子无法选择家庭，却有权获得完整而稳定的爱。当制度的约束与理性的自省共同发挥作用，“探视”才能回到本义——不是围绕权利的拉扯，而是亲情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