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传统民俗“看得见”但“走不近”的困境仍然存在。近年来，城市公共文化供给不断丰富，但不少民俗文化仍面临传播碎片化、呈现符号化等问题：观众或许能在屏幕上“惊鸿一瞥”，却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形成持续体验；一些节俗也在当代生活方式变化中逐渐淡出，年轻群体对其历史脉络和礼俗含义缺少系统了解。如何让传统民俗从“知识点”变成“能参与的生活场景”，成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共同课题。 原因——热点带来窗口期，积累才是底气。园方介绍，春晚节目以东方审美呈现花神意象，带动公众兴趣升温，但古猗园并非简单追逐流量，而是依托长期积累的文化根脉与空间载体。史料显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地方人士募资购置古猗园大部分区域作为城隍庙灵苑，并建花神殿供奉花神，使其成为国内园林中较为少见的花神专祀空间。花神殿曾在战乱中毁损，2005年依据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地方志记载完成重建，现位于园内盆景园区域。实体空间的回归，为民俗文化真正“落地”提供了依托，也为后续展陈、教育与节事活动打下基础。 影响——从“赏灯”到“识俗”，带动夜游经济与文化认同同步提升。马年元宵期间，古猗园在灯组夜游基础上叠加花神主题内容，形成“夜间可游、白天可看、全年可学”的产品逻辑。花神殿内集中展示多门类艺术创作，包括以十二花神为题的漆画、剪纸与瓷板画等作品，既呈现上海非遗技艺的当代表达，也帮助观众更直观理解“花与人相互映照”的民俗观念。不容忽视的是，殿内楹联出自清代文学家许棫之手，以暮春意象含蓄铺陈，形成“景中有情、联中有典”的审美层次，使民俗空间不仅“能拍照”，也“耐品读”。业内人士认为，园林夜游若能与节俗、展陈、研学形成联动，有助于延长停留时间、提升二次到访率，为城市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更稳定的文化内容。 对策——以文献考据为基、以公众认知为尺，构建可持续的“花神叙事”。古猗园近年来持续梳理花神民俗谱系，并将其与园内植物资源、节令节点结合。园方指出，花神民俗可追溯至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与迎春祈岁传统；花朝节（又称花神节）在唐代逐渐定型，此后各地日期虽有差异，但“踏青赏花、敬花祝寿”的核心内容相对稳定。进入明清，十二月花神体系广为流传，花神不再只是抽象的自然神，而与具体花卉、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发生关联，形成“以花寄人、以人咏花”的文化结构。为降低不同版本带来的解释成本，并提升游客辨识度，园方综合园内常见花卉、公众接受度与传播效果，推出“古猗园版十二花神”叙事体系：一月梅花（梅妃）、二月桃花（戈小娥）、三月牡丹（欧阳修）、四月海棠（上官婉儿）、五月石榴（公孙大娘）、六月荷花（西施）、七月玉簪（李夫人）、八月桂花（嫦娥）、九月菊花（陶渊明）、十月茶花（王昭君）、十一月兰花（貂蝉）、十二月蜡梅（对应花神形象）。园方同时表示，有关活动将在尊重史实与民俗逻辑的前提下，突出“可参与”的体验设计，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更自然地被理解和传播。 前景——从单点“出圈”走向长期“入心”，关键在系统化与规范化。专家认为，民俗文化的活化不只是节日“办活动”，更需要清晰的内容体系和稳定的公共服务机制：一是强化研究支撑，完善花神文化的史料梳理与口述记录，避免过度娱乐化造成失真；二是推进分龄传播，将展陈导览、手作体验、园林植物科普与传统节令教育结合，形成面向家庭与青少年的课程化产品；三是推动城市协同，联动周边社区、学校与文化机构，让花朝节、元宵灯会等活动从景区延伸到城市生活圈，扩大公共文化覆盖。随着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持续升温，具有明确空间载体与叙事主线的园林民俗实践，有望成为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有效样本。
从祭祀春神的古老习俗到如今园林中的文化活动，“花神”该符号寄托着中国人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古猗园的实践表明，传统文化的活化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找到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方式。在非遗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共同推动下，“老传统”正在以更可亲、可参与的方式回到公众生活中，为城市文化生态增添持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