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地方志如何快速变迁中“留真存史” 近年来，经济社会加速转型，重大事件接连发生、社会结构持续调整，对史志编纂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上，资料数量激增、来源更为多样，真伪甄别和系统整理的难度明显加大；另一方面，亲历者逐渐年迈，口述与私人记忆若不及时采集，很容易出现历史记录的空白。如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还原时代细节、提升志书质量，成为地方史志工作面临的关键课题。 原因：从“护档”到“修志”，以制度与精神守护记忆 四川史志工作能够形成较为系统的传统，离不开一批老一辈工作者的长期投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省档案馆迁建回蓉并完善保管条件，推动分散资料集中入库，为后续大规模修志打下了基础。在此过程中，何郝炬等人推动形成“以档案为底、以事实为据”的编纂取向，将资料安全、门类齐备和流程规范视为修志的前提。进入新世纪后，围绕重大灾害救援、国家战略实施等主题的志书编纂不断展开，也让“记录当下、服务治理”的现实需求更加凸显。 影响：首轮省志与当代史工程，塑造四川叙事的基础框架 在首轮《四川省志》编纂中，四川以卷帙体量、体例相对完备、审定严格而受到业界关注。何郝炬长期参与组织协调与审读把关，强调“逐字逐句对事实负责”，推动建立更严谨的审校机制，使志书既经得起史料核验，也能满足社会公众查询使用。更具前瞻性的是，他多次提出当代四川发展需要系统的通史记录，主张趁档案较完备、亲历者尚在时启动编纂工程，并明确应以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原则处理敏感问题，严格依据对应的历史决议把握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这些主张为四川当代史编纂的组织方式、时间断限与资料路径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思路。 对策：以“四条原则”提升地方志质量与公信力 结合长期实践，四川史志工作逐步形成更具操作性工作思路： 一是坚持正确方向与制度把关。地方志作为公共知识产品，必须在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上立场明确，做到叙事基调与史实陈述一致。 二是贴近时代、服务现实。围绕重大事件、重大战略和民生变迁编纂专题志、行业志、区域志，增强可读性与公共服务功能。 三是强化资料工程，做实“抢救性记录”。以档案、年鉴、报刊等为基础，系统推进口述史采集，以及影像、实物的数字化整理，尽量减少记忆流失。 四是把质量作为底线要求。完善终审机制与专家评审制度，统一体例规范，推动从“完成编纂”转向“打造精品”，以事实、数据与出处支撑权威性。 前景：从“修志”走向“用志”，让历史资源转化为治理效能 面向未来，地方志工作正从单一编纂拓展到“编、研、用、传”相结合。随着数字政府建设推进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志鉴档资源有望在基层治理、风险管理、文化传播、文旅融合诸上发挥更大作用。业界建议，在持续推进第二轮修志和专题志书建设的同时，建立跨部门资料共享机制，推动志书数字化检索与知识化呈现；培养复合型史志人才，加强史料学、数据治理与写作能力训练，以更好回应新时代对高质量记录与高水平阐释的双重需求。
何郝炬同志的逝世是四川文化界的重要损失，但他留下的学术成果与治学精神将持续影响后来者。面对新时代，地方志工作如何传承前辈的严谨作风与创新意识，如何更有效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值得每一位文史工作者深入思考。何郝炬同志用一生诠释了“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追求，其精神也将激励后来者在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