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把话扯到1937年，这仗一打起来，中国的文艺圈立马就醒了，都知道要救国家。老舍这个作家啊，1937年年底就把老婆孩子扔一边，一个人往南跑，去跟日本鬼子死磕。到了1938年，他就跑去组了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当了总务部主任，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他不光张罗着把作家都往前线送，搞讲座教大家怎么写抗战题材，自己写东西也没落下，小说、快板、话剧样样都行。他写《四世同堂》的时候都快40岁了，那时候他觉得这仗打到哪儿都是一样，全中国的老百姓都逃不过去。 老舍这人心里透亮，他老说现在的仗是全面的，谁也躲不开，光闭着眼睛装糊涂可不行。他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战争里头的偷懒和胆小，其实就是找死。”他觉得文学得硬着头皮去面对这场大灾难。这事儿发生在1944年，他在重庆的北碚动笔写了。他写的是北平被鬼子占了以后的事儿，说的是小羊圈胡同里头祁家那一家子十几口人的故事。 祁老人、祁天佑、祁瑞宣还有祁瑞全，这一家子祖孙四代，在那八年的大难里过得那叫一个惨。老舍就把这些普通人怎么受欺负、怎么苦、怎么心里头乱折腾给写活了。他不光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还讲了一种特别的话，特别有北京味儿。他的文字就像铜钉一样扎进人心，把战争带来的伤、人性的试练、文化上的难办事儿还有那点没灭的希望都给钉死在你身上。 这本书写得不容易，也是文化圈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缩影。第一部《惶惑》是在1944年底到1945年那会儿在《扫荡报》的副刊上连载的，大伙儿可喜欢看了，报纸卖得老好了。老舍还特意叮嘱人家，“原稿要干净点”，就是想让大家别糟蹋了这好东西。 打完仗以后，《惶惑》《偷生》和后来的《饥荒》都出了单行本。那时候大家都在夸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见过的大长篇”，说是“抗战以来最好的书之一”。这书真的太招人哭了，特别是那些原来就住在沦陷区的人读了以后感触更深。好多人看着祁瑞宣心里就难受，那是一种想走又走不了、想撑着又喘不过气的感觉。 书里头写的那些过端午、贴春联的事儿也特别生动。哪怕日子过得再苦再憋屈，老百姓还是舍不得丢了那些老规矩。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沉很深的身份认同。《四世同堂》不光是讲故事，它变成了一个“共鸣体”，把大伙心里憋着没说出来的话都说出来了。 这部书就是抗战文艺里的宝贝疙瘩，是一座民族精神的纪念碑。它记下了那个时候的苦和硬骨头，画出了战争背景下中国人的模样。老舍先生拿笔当枪，钻进了历史的深处去抓人心。他书里头的爱国劲儿、写实的精神还有对人性深处的琢磨，到现在都亮得晃眼。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部“大纪念品”，不光是为了记住以前的日子，更是为了把老祖宗留下的精神给传下去。这种以爱国主义为底子的民族精神，对咱们现在的人来说可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