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呼唤产业动力再激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带动，推动一批中心城市快速崛起。当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素成本走高，人口与消费结构调整叠加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城市竞争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比拼”。，地区生产总值跨越万亿元门槛的经济大城，集聚了产业、人才、资本、平台等关键要素，其产业结构是否先进、是否匹配，直接影响高质量发展成色与城市现代化水平。预计到2025年前后，“GDP万亿俱乐部”城市还将扩容。这些城市如何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效率、更低碳排和更优治理，成为转型升级的关键议题。 原因——分化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塑造差异化产业结构。总体看，万亿级城市产业结构呈现明显分型：一类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占比高、创新要素更集中，具备较强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类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产业链配套完善，实体经济基础扎实；还有一类主要位于中西部，依托区位与政策承接产业转移，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寻求“换道超车”。差异背后，既有历史形成的产业基础，也受区位交通、开放程度、科研资源与制度供给等因素共同影响。随着数智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和国内大循环加快，若比较优势不能及时更新，原有长板也可能转化为结构性约束。 影响——产业结构决定城市能级，也决定风险承受力。一上，服务业占比较高的城市金融、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等领域更易形成溢出效应和高附加值，能够支撑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与高端人才集聚，提升全球竞争力。另一上，制造业强市为供应链安全与就业吸纳提供重要支撑，但若仍依赖传统产能扩张或外部核心技术供给，外需波动与技术封锁背景下，容易暴露“卡点”“断点”。中西部承接升级型城市处于追赶窗口期，既要提高承接产业的质量，也要应对同质化布局、资源环境约束与人才不足等挑战。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越先进、链条越完整、创新能力越强，城市抗冲击能力越高，也越能在周期波动中保持韧性。 对策——分类施策打通“创新—产业—城市”良性循环。 其一，高端服务业主导型城市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北京、上海、深圳等为代表的城市，服务业比重较高，已进入以知识与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下一步应补齐高端服务短板，围绕国际金融、法律咨询、会计审计、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提升规则对接与供给能力，增强本土机构的全球化服务能力；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与现代服务深度融合，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为抓手，形成“服务赋能制造、制造反哺服务”的闭环；并强化都市圈与城市群分工协作，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减少相似赛道的重复投入和低效竞争。 其二，制造业强市型城市要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重塑实体经济优势。苏州、佛山、无锡、宁波等制造业基础雄厚，是夯实实体经济的重要支点。面对“由制造向智造”升级压力，应在稳定优势产业规模的同时，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推动传统优势行业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与产品迭代，避免路径依赖削弱增长动能；在关键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上加大攻关力度，围绕集成电路、高端芯片、工业软件、高端装备等领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国产替代水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同时把人才作为关键变量，完善高端研发人才、技能人才和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培养引进机制，更好适配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与绿色制造等新需求。 其三，产业承接与升级型城市要从“承接转移”走向“自主成长”。重庆、郑州、合肥等中西部城市近年来在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产业上成效明显，但需避免承接低端产能带来新的锁定。应提高项目准入与亩均效益门槛，围绕龙头企业开展“链式招商”，把产业转移转化为产业升级；依托国家战略与重大平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推动本地企业从加工配套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延伸；同步提升公共服务与城市治理水平，通过教育、医疗、住房与交通等改善，增强对人才与资本的吸引力，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前景——以新质生产力牵引，城市竞争将进入“体系能力”比拼阶段。展望“十五五”，万亿级城市的竞争焦点将从单一GDP增速，转向创新密度、产业质量、绿色效率与治理现代化的综合比拼。谁能更快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谁就能在全球产业重构中掌握主动。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数智化将加速渗透全产业链，绿色低碳成为硬约束，区域协同与要素一体化配置将继续强化，推动城市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合作、优势互补，进而提升我国现代化城市体系的整体能级。
城市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产业，产业跃迁的根本在创新，而创新最终要落到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发展上。万亿级城市既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也是探索城市现代化路径的重要试验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步发力，强化区域协同与链群共建，才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形成新优势，为走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提供更坚实的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