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欺诈手段多样，保险领域违法犯罪不容忽视 近年来，广东保险欺诈案件呈现组织化、链条化、技术化等新特点；从人伤“黄牛”团伙操控伤残鉴定、伪造住院记录，到修理厂与律所合谋反复“制造事故”套取车险赔款；从农户利用手机系统漏洞篡改照片时间水印虚报死亡牲畜，到营销员内外勾结伪造报警回执骗取理赔款——欺诈已渗透到保险业务多个环节。 广东银保监局披露的数据反映出问题的严峻性：2018年以来，驻粤保险机构依法拒赔涉嫌欺诈案件71559件，累计挽损24.76亿元，推动公安机关立案107起，涉案金额1.23亿元。数据表明，保险欺诈不仅侵害保险机构正当权益，也扰乱市场秩序，最终损害诚信投保人的共同利益。 二、原因：利益驱动与监管短板叠加，滋生土壤尚未清除 保险欺诈高发有其深层原因。一方面，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薄弱，将骗取保险金视为“低风险、高收益”，主观故意明显。另一方面，欺诈往往依托中介、医疗、鉴定机构，甚至司法辅助人员形成利益链条，单一机构难以独立识别并及时拦截。 同时，跨地区、跨险种的信息壁垒长期存，使部分人员在不同地区、不同公司间反复作案，累计骗赔金额不断扩大。惠州某“人伤黄牛”团伙持续作案10年，涉案200余起、金额约5000万元，其长期潜伏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信息共享不足。 三、影响：不止单案损失，市场信任与行业生态受冲击 保险欺诈的危害不止于一笔赔款流失。对行业而言，欺诈推高整体赔付成本，最终可能通过费率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形成不良循环。对社会而言，个别案件中律所、医疗机构、鉴定机构等专业主体卷入共谋，削弱有关行业公信力。 典型案例中，太平洋财险佛山分公司查处的安责险欺诈案，涉案方试图以“死亡员工冒充新员工”骗取百万元赔款，暴露出部分市场主体诚信底线失守。此类案件一旦得逞，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也会削弱公众对保险制度的信任。 四、对策：联动机制逐步完善，系统防控能力持续提升 针对上述问题，广东监管部门与行业机构合力推进，逐步形成以警保联动、数据赋能、宣传教育为重点的防控体系。 在警保协作上，广东银保监局与省公安厅于2020年8月签署合作备忘录，省保险行业协会同步成立反保险欺诈中心，累计召开30余次联席会议，共享高风险人员信息229人次、高风险修理厂及律所127家，并与13个省市打通跨地区数据通道，累计共享风险信息近8万条，实现从“各自应对”向“协同打击”转变。 数据技术上，广东车辆数据信息管理平台已与交警、医院、鉴定机构实现互联互通；67家产寿险公司接入保险诈骗风险防控系统，45家已正式上线运行。2020年航延险排查出高危线索近2000条，2021年车险、农险、企财险等领域线索逾7000条，并配合执法部门查询400余次，数据驱动的识别与核查能力不断增强。 宣传教育上，省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公安经侦部门推出风险提示海报，组织拍摄反欺诈主题短视频，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典型案例30余篇，累计培训公检法保专业人员逾2万人次，推动诚信理念贯穿投保与理赔全流程。 五、前景：长效机制仍待深化，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广东保险反欺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从长远看，防控体系仍面临挑战。随着欺诈手法不断翻新，技术对抗持续升级，对数据分析能力和跨部门协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如何在依法打击欺诈的同时，保障正常理赔的效率与公平，也需要监管部门和保险机构持续把握平衡。 业内人士认为，反欺诈的关键在于完善“事前预防、事中识别、事后追偿”的全链条机制，推进行业数据标准统一、信息共享常态化，并深入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欺诈违法成本。
保险欺诈侵蚀行业发展基础，也破坏社会诚信。广东的实践显示，治理金融犯罪离不开监管科技与法治手段的配合。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只有持续提升监管与风控能力、强化跨部门协同、增强公众风险意识，才能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