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抗战时期形势急剧变化——革命任务不断调整——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现实、把握规律、制定路线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一段时间里，党内既有把书本结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教条主义，也有依赖个人经验、忽视系统调查的经验主义。两种倾向都容易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导致判断偏差、决策失误，给事业推进带来损失。如何在复杂局势中统一思想方法、校正认识路径、形成更可靠的决策能力，成为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原因——偏差的根源在于背离了实践此认识的起点和归宿：一上，有人把理论当成静态条文，不重视与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容易用概念替代现实、用结论替代分析；另一方面，也有人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规律，缺少对材料的比较、综合和提炼，陷入“见树不见林”。战争环境下信息不完整、局势瞬息万变，如果缺乏规范的调查研究和思维方法，主观主义就更容易滋生。正是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延安撰写并讲授《实践论》，从认识论层面回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方法问题，强调用实践发现规律、检验真理。 影响——《实践论》以清晰有力的论证指出：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观点，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它把认识过程概括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飞跃：其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人在实践中通过感觉、知觉、表象获得大量材料，但若停留在现象层面难以把握本质，必须经过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抓住规律。其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不止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理性认识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成败得失中不断修正、充实和发展。由此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使认识更接近客观真理并服务现实变革。这一论断既为当时统一思想、纠正错误方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也在更长时间里推动形成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工作作风，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更加明晰。 对策——把《实践论》的方法落到现实治理与事业发展中，关键是把“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转化为可执行的工作机制：第一，把调查研究前置，把“材料从哪里来”作为决策质量的第一道关口，注重一线走访、数据核验和多源信息交叉印证，避免以想象代替事实。第二，提高从感性到理性的提炼能力，既要“解剖麻雀”看细节，也要通过对比、归纳、因果分析形成系统判断，防止以偏概全。第三，健全从理性回到实践的闭环评估，对政策执行效果开展跟踪监测和复盘，把成效与问题都转化为下一轮认识的增量，形成持续改进机制。第四，持续纠治主观主义的各种变形，既警惕“唯文本、唯指标”的机械执行，也警惕“凭经验、凭感觉”的随意决策，坚持实事求是。 前景——面向新阶段，经济社会运行的关联性和复杂性明显增强，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迭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更需要用实践观点增强战略定力和应变能力。一上，认识的形成更依赖高质量实践和高质量数据，要求真实情境中发现问题、验证假设；另一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求把“循环上升”的认识机制嵌入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全过程，以实践检验带动理论创新、制度完善和能力提升。可以预期，随着调查研究更制度化、科学决策体系更完善、基层首创经验持续涌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论将不断释放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坚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支撑。
八十七载岁月流转，《实践论》的思想力量依然穿越时空；这部诞生于战火中的哲学经典，以鲜明的实践取向和深刻的辩证思维不断提醒我们：伟大事业离不开知与行的反复检验与相互促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重温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本，对于破除新时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升领导干部的辩证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