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当前——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乡村社会结构、人口流动、收入水平与价值观都变化。一些地方婚丧嫁娶、礼金往来中出现攀比之风，高额彩礼在部分农村地区仍很突出，既加重群众负担，也容易引发家庭矛盾与社会纠纷。同时，个别地方乡村建设存在急功近利问题，出现"大拆大建"、忽视文化保护等现象，传统乡土文化传承面临挑战。在利益诉求多元、治理对象更复杂的背景下，乡村治理需要更有力的组织引领与更有效的制度支撑。 原因—— 一是观念转变与社会比较叠加。随着外出务工、城镇化加快，婚恋择偶标准趋于多元，但部分地区仍以彩礼高低衡量"体面"与"实力"，在熟人社会中易形成攀比。二是公共服务与文化供给不足。一些村庄公共文化活动不够丰富，正向价值引导和健康婚俗传播渠道有限，传统礼俗缺少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陈规陋习在某些场景中反复出现。三是基层治理规则执行不平衡。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机制在部分地区作用发挥不充分，约束性规范与倡导性标准不够清晰，执行"软"、监督"弱"，不良风气有机可乘。四是治理需要系统协同。高额彩礼等问题往往与家庭教育、社会舆论、婚介市场、消费文化等交织，单一手段难以奏效，必须综合施策。 影响—— 高额彩礼直接推高婚姻成本，易使部分家庭因婚致贫、因婚负债，影响农村消费结构与家庭发展预期，也可能加剧婚恋焦虑，影响适龄青年婚育决策，进而对人口结构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若不良风气蔓延，还会削弱乡村社会互助互信基础，增加基层矛盾纠纷调处压力，影响基层治理效能。另一上，忽视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容易造成传统村落肌理受损、乡土记忆断裂，不利于凝聚乡村共同体认同，也不利于乡村文化软实力的培育。 对策—— 发布会上，韩文秀围绕乡村全面振兴的"塑形"与"铸魂"提出明确方向：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推动文明新风与治理能力同向发力。 其一，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面对乡村治理复杂性增加，要深入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把移风易俗、公共服务、矛盾化解等工作纳入基层治理体系，推动资源、力量、机制向基层下沉，形成常态化治理能力。 其二，树立文明新风，厚植价值根基。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乡村文化，培育向上向善的乡村道德风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文明理念入脑入心。特别是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保护机制，尊重村庄原有格局与文化脉络，避免"千村一面"和简单化改造，让乡村留住文化根脉与精神坐标。 其三，推进移风易俗，形成清晰规则与社会共识。要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用好村规民约的引导功能，既明确约束性规范，也提出倡导性标准，旗帜鲜明区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不良风气坚决说不。对婚丧嫁娶等重点领域，可通过公开透明的议事程序、群众自治组织的协调机制、典型示范的带动效应，推动约束从"纸面"走向"日常"。 其四，治理高额彩礼需综合整治与观念引导并重。一方面，持续推进综合整治，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和红白理事机制，加强事前引导、事中监督、事后评议，压缩攀比炫耀空间；另一方面，注重从源头培育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导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通过宣传教育、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文明实践活动等方式，推动形成理性、健康、长久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 其五，坚持长期主义，刚柔并济、久久为功。移风易俗不是一阵风，需要持续抓、经常抓。既要有制度约束、规范执行，也要有情理融通、循序渐进，防止简单化、运动式做法，确保群众可接受、可持续、见实效。 前景—— 随着乡村全面振兴向纵深推进，乡村治理将从"解决具体事务"向"提升整体治理能力"拓展。通过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优化，文明新风与良好家风将更有条件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方式。若各地在尊重群众意愿、突出因地制宜基础上，把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同步推进，把典型示范与常态治理协同发力，高额彩礼等突出问题有望得到更有效遏制，乡村社会将呈现更为健康的婚俗生态和更为稳固的公共秩序，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与精神支撑。
移风易俗本质上是场深刻的价值重塑。当彩礼不再成为衡量婚姻的标尺，当简朴新风浸润广袤乡村，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行为方式的改变，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在精神维度的重要突破。这场关乎亿万农民福祉的文明实践，正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