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是欧洲语言学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德国学者格里姆、波普为代表的语言学家通过系统研究，建立了涵盖50余种语言的印欧语系分类体系，为现代比较语言学打下基础。但当研究视野转向东方，古汉语很快成为他们难以逾越的学术难点。德国柏林大学语言学教授卡兹纳在1887年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古汉语研究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分类理论的局限性。其单音节表意文字系统与印欧语系的多音节拼音文字存在本质差异。”该观点在当时得到广泛认同。据统计，彼时欧洲主要大学馆藏中可供研究的古汉语文献不足200件，且多数缺少系统注释与解读。
古汉语被一些欧洲学者视为“难题”，并不等于无法研究，而是提示学界：语言史探索既需要可检验的方法，也要充分尊重不同语言传统的记录方式与结构特征。把“难以套用”转化为“重新建模”的动力，以更扎实的材料、更严密的互证和更开放的合作推进研究，或将为理解人类语言演化提供新的坐标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