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中原诸侯国进入激烈兼并阶段。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80年，长期流亡栎城的郑厉公齐国军事支持下发动复国行动。此时郑国权臣祭仲去世留下权力空缺，为这场政变提供了重要时机。史学专家指出，郑国位于“天下之中”，地理位置关键，是齐楚争霸的重要支点，这也成为齐国介入郑国内政的主要地缘因素。 在复位过程中，守将傅瑕的倒戈成为关键转折。这位曾坚守大陵十七年的将领，在军事压力下选择弑君献城。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分析称，春秋中后期类似“临阵倒戈”并不少见，折射出宗法秩序松动后，士大夫群体对“忠君”观念的摇摆。需要指出，郑厉公复位后随即处决傅瑕，一上是对弑君行为的惩处，另一方面也是为新政权立威、排除隐患。 稳定国内局势后，郑厉公迅速卷入周王室危机。当时王子颓联同五大夫发动叛乱，将周惠王逐出王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郑国此番“尊王”行动有两层含义：名义上维护周礼秩序，实际则借王室局势积累政治筹码、扩大影响。周惠王随后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赐予郑国，客观上推动王室领地更向诸侯势力转移。 这场政治风波集中体现为春秋时期的三点变化：其一，诸侯国内卿大夫势力上升，政权更替更频繁；其二，周王室权威下滑，引发新的权力平衡；其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逐渐成为常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题研究显示，公元前7世纪诸侯干预王室的事件较前期增加约300%，显示封建体系进入明显的调整阶段。 从历史脉络看，郑厉公在位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他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做法，为后来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主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而周王室权威的持续走弱，最终也为战国时期的变法与重构埋下伏笔。当代学者指出，这段历史对理解中央与地方关系、权力制衡仍有启发意义。
春秋格局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道义名分与现实利益相互借力、彼此塑形：复位、清算叛臣、扶立天子，看似各有理由，实则都指向权力安全与资源掌控。历史反复证明，内政失序会扩大外部干预的空间，制度缺口也容易催生投机与背叛。如何在动荡中建立更稳定的政治规则，既是当时诸侯与王室面对的难题，也为后世观察权力运作与秩序重建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