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古泥出生在常熟的西塘市，这地方鱼米丰饶，可也藏不住一个穷苦少年的倔强劲儿。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买块刻石都没门儿，好在常熟自古就有“以石为纸”的传统，元代的缪贞早就开了金石风气。到了清朝，“虞山派”的林皋、沈世和、王瑾他们把这股风刮得更猛，篆刻成了当地一种特有的气质。赵古泥就钻到了这种土里，用砚台背面磨的铁笔和没用的铁钉当刀，硬是在石头上刻出了第一个姓名印——“赵石农”。这三个字歪歪扭扭的，却点燃了他一辈子的斗志。 八岁那年，乡里的写字比赛里他拿了个倒数第一，奖品是一篓豆油。小伙伴们笑话他太油滑了，可他却把豆油当油灯用，天天三更半夜爬起来练字。九岁再参赛时他反超了所有人，老人看见他家的灯总是先亮起来。同年他跑去求同村的金某帮他刻印被拒绝了，这下好了，“没石、没刀、没师傅”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反倒成了他最好的磨刀石。没印胚他就用砚台背面刻；没刻刀就把废铁钉磨成铁笔；没印谱就在药铺柜台下抄别人家壁橱里的《说文解字》。“自学”这两个字被他刻进了每一道刀痕里。 十二岁他辍学进了药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临摹几篇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然后开门做生意。晚上铺子关了门昏黄油灯下他又开始刻印了——一方印就是一剂“平肝散”，刀起刀落心里的气儿也就顺了。夏天热得受不了他就把脚伸进大缸里避蚊子，“蚊子咬的是皮肉，咬不动的是志气”。这种偷来的时间他一点点熬成了日后炉火纯青的手艺。 赵古泥的父亲盼着他去做生意赚钱，他却对刻印着迷得不行。有个叫李钟的金石家字叫虞章的看见了他的印稿，惊得不行直夸他有天分。这李虞章不但送给他刻刀和印石还有《六书通》这本书，还到处帮他宣传名声。“不怕学生比师傅强”的李虞章成了赵石艺术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后来翁同龢回了常熟老家休养，李虞章带着赵石去拜访这位帝师。翁同龢在日记里写道说他“朴实可爱”，还请他刻了一枚“叔平”的小印章。那句“聊得很开心”让少年心里头热乎乎的：原来被认可比被可怜好多了。 吴昌硕那个时候正红得发紫呢。同治和光绪两朝的帝师翁同龢也对赵石的书法指点过不少。有一回吴昌硕游虞山的时候李虞章赶紧去引荐他。吴昌硕看了看他的作品感叹道：“这小子以后能超过我。”然后就把他介绍到了沈石友家去读书。沈府里藏书多如山、藏石更是数不胜数。赵石在那儿一泡就是十年工夫把吴昌硕的雄浑劲儿和翁同龢的筋骨劲都学了个透。从那以后他每年都得去上海住几个月“朝参缶翁”成了他最隆重的节日。 到了二十六岁那年他刻了一方白文长印：“读不完天下的书、做不成天下的大事、认不完天下的人。”这印面浑穆醇厚乍一看还以为是吴昌硕的手笔呢。边款里写的却是真心话：“学着吴苦铁的意思走可我只学了他的一点皮毛真让人觉得遗憾啊。”“遗憾”两个字背后藏着那种笼罩在吴昌硕巨大光环下的窒息感——吴昌硕的缶庐太厉害啦厉害到后来的人只能做个影子跟在后面走。赵石心里头明白：再像师父也只是个“书奴”“印奴”罢了。 四十岁以后他把书房改名叫“拜缶庐”还自己编了本《拜缶庐印谱》共四十卷看着是恭敬其实是在发誓——要向传统告别。他翻烂了《郑庵所藏封泥》和《十钟山房印举》这本书悟出了“巧与拙、欹与正、虚与实、险与平”这八大矛盾关系还大胆地把它们拆开来重新组合：让印面左冲右突可又在巴掌大的地方把危险给化解了。刀一落下传统的那些老规矩都成了碎金粉渣新的“虞山体”就在烟雾中慢慢显出了身形。从此以后大江南北都知道“吴昌硕雄强、赵古泥峻拔”各自成了一派。 赵石最让人佩服的是在大师面前也敢说真话挑刺儿。在“逃禅”这方印的边款上他质疑丁敬说：“一开口就说模仿汉锤凿的样子可你看看那结体和刀法根本不对啊。”在“瞻太阁”这方印里他又批评文彭太死板何震太放纵。最狠的一刀是在四十三岁那年自己刻的“缶庐必为千古罪人”——这句话狠话是他向偶像发出的宣战号角。也正因为有这份不被师傅框死的劲头他才敢自称“古泥”：古法都是为我所用泥潭里照样能飞起来。 等到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的时候赵古泥早就用作品回答了：刀法可以模仿章法却学不来；风格可以照着画气格却追不上。他最终靠着那种方整刚劲、峭拔雄强的样子站在了二十世纪的篆刻史上：把浙派的柔美、皖派的死板、海派的油滑全都一扫而空让“虞山派”从地方上的小流派变成了全国性的宗派。后来的人谈到这段事儿大多说他是“开宗立派的第一人”。 赵古泥一辈子治了好几万方印坚持“治印第一、书画其次、写诗又在其次”。晚年给自己取了个号叫“泥道人”好像是在提醒自己：艺术这条路上本来就多坑洼不平的泥地儿啊。从西塘市的小药铺走到了上海十里洋场从穷巷里的孤灯熬到了家里堆满了碑帖和书他用一把铁笔把苦难刻成了流传后世的经典。现在咱们翻开《赵古泥印集》还能感觉到从那方寸石头里透出的那种倔强劲儿——原来真正的创新是从对传统的敬畏开始的；真正的突破是靠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