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韦昌辉作为后护又副军师，每次处理军政大事都要先“跪问安否”，出行时还会避让路旁站立，并且把精锐部队交予洪秀全直接掌控。洪秀全最初意图只是想通过鞭刑来平息众人的怨气，没想到却间接把五六千条性命推向了绝境。1856年9月初，黄绸诏书高悬在天京天王府前，短短两行字就把韦昌辉和秦日纲推到了“弑君”的嫌疑地步。 这份诏书是洪秀全亲笔所写的《谕答天豫薛之元镇守天浦省诏》，使用黄缎朱书，边框上绣有龙凤海水纹，盖有“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玉玺。这证明洪秀全确实下过惩戒韦、秦的诏书，所谓的“矫诏”说法并不成立。当时天王府里只有女眷、女官和女兵千余人，防御力量薄弱，洪秀全也未被挟持。东王旧部有五六千人“尽释刀械”进入两座大屋观看行刑，说明他们深信这份诏书的真实性。 双方巷战持续了八小时后，傅学贤等东王亲信仍在被围攻中，根本谈不上“滥杀无辜”。真正遭到屠戮的是东王府的家眷、僚属、侍从和亲卫。洪秀全没有直接点明杨秀清的罪状是因为他是“天父”的代言人，公开定罪等于动摇信仰根基。“尔等非不称朕意”的模糊表述既给韦、秦留下了台阶，也为自己保留了退路。 内讧爆发后，洪秀全派出特使安慰韦昌辉：“我原本没有杀东王的意思，现在既然已经杀了他，这些人又有什么罪过？可以赦免他们。”韦昌辉听后大怒：“我为了他除掉大害，现在反而责备我是想沽名钓誉吗？” 没有天王正式的诏书作为依据，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就属于“擅杀”。面对东王庞大的旧部势力以及远超三千部众的实力差距，诱杀成为了他唯一生路。《金陵省难纪略》的作者张汝南当时身处天京城内目睹了这一切并记录成书；涤浮道人《金陵续记》和爱尔兰籍太平军雇佣兵肯能的回忆相互印证了细节。 韦、秦两人被定罪的原因并非“擅杀东王”，而是“滥杀无辜”。这场诱杀是天京事变中最血腥阴暗的一部分，直接把内讧规模从针对杨秀清个人扩大到了对东殿势力的彻底清洗。门窗突然关闭后炸药轰鸣、火枪齐发；三个时辰后尸体堆积成山高达五六人，全部被搬至空地曝晒。 韦昌辉主动导演这场陷阱是为了自救。“天王下诏”把惩戒韦、秦与诱骗观刑串联成一个闭环：诏书一出屠杀便顺理成章；屠杀完成后韦昌辉对东殿势力的清洗也就再无顾忌。洪秀全原本只想借鞭刑平息怨气，却把五六千条性命送上了断头台。 最后幸存者被要求挽起右臂袖子作为标识，“补刀”清场。未进屋子的人“或奔或斗”，都被预先埋伏的士兵追杀得无一幸免。韦、秦“自缚诣天王府前”时也有五六千人围观。《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与肯能的回忆相互印证了细节无一不符。 这一幕最早见于张汝南的著作中。张汝南身为清代文人对太平天国存有贬抑倾向难免会有所渲染但诱杀事件本身是可信的。东王杨秀清是“天父”的代言人公开定罪等于动摇信仰根基因此洪秀全只字未提杨秀清的罪状只用了一句模糊的表述既给韦、秦台阶又替自己留退路。 如果顺势安抚东王旧部局势本可缓和然而洪秀全高估了韦昌辉的恭顺低估了他的狠辣。此后韦昌辉深陷杀戮循环直至身败名裂而洪秀全也对这位“勤王”将领生出戒心——在权力博弈里最锋利的往往不是刀枪而是看似温柔的诏书与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