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政府对中资企业的监管明显趋严。2020年，印度修订外国直接投资规则，要求与中国接壤国家的投资必须经政府审批，并尝试通过要求中企任命印籍高管来推动本土化。但在落地过程中，这些举措屡遇阻力，折射出印度在强调经济主权与现实依赖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经济对华依赖程度较高。在电子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中国仍是印度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重要来源。数据显示，印度约60%的电子元器件依赖自中国进口，而本土产业链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替代。同时，印度私营部门研发投入偏低，中央与地方政策协同不畅，也继续削弱了其“自力更生”政策的可操作性。企业层面，中资机构的全球化管理方式与印度的本土化要求存在结构性冲突。中企海外运营通常采取总部主导的管理模式，核心岗位多由中方人员担任，以确保战略执行与合规口径一致。这个模式有助于提升管控效率，但与印度推动的“印度化”目标形成直接张力。尽管印方多次施压，中企在关键技术岗位的人事安排上仍普遍保持谨慎。政策效力不足同样构成限制。印度现行不少监管措施以行政指令推出，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可执行的细则。例如，针对中企的税务稽查与合规审查虽然频繁，但由于证据链不完整、执法尺度不一致，往往难以形成持续的实质约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稳增长考虑，也可能在项目审批和落地环节采取更为灵活的做法。展望未来，印度短期内难以改变对华经济依赖的基本格局。本土生产激励计划推进缓慢，关键领域的技术积累仍需时间。专家指出，若印度强行推进脱钩，可能引发产业链供给中断，进而拖累经济增速。相对可行的路径，是在强化国家安全评估的同时，通过双边对话和规则化安排，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
经贸政策既反映国家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取向，也需要与产业能力、制度执行和市场规律相匹配；如何将“安全关切”转化为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的治理工具，减少政策信号与经济现实的相互牵制，将是印度在推进产业升级和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必须回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