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最带劲的事，就是和阿强、云青他们在绍兴巷里斗蛐蛐。那时候大家把自家的罐子当作战场，汉兴、观德还有我轮番上场。雄虫刚进罐，罐口就被挤得密不透风，心跳声都跟着变快了。赢的那个昂首挺胸，输的那个灰溜溜地揣着空罐去“复仇”。家里堂前摆了好多大小不一的“兵站”，但真正的好罐只有舅公送的那三只头笼、二笼和三笼。我用烂泥捏“过笼”，把铁瓶盖当饮水机，喂它吃月饼馅、毛豆或者水果；而伙伴们只能用断柄茶杯、铁罐头盒凑合着用。 隔壁的阿牛比我们大几岁，每年暑假从上海回来，是抓蛐蛐的“土专家”。他带着手电和网罩去板马庄——就是儿童公园边上那片瓜果飘香的田埂。他听声辨位，动作飞快，连一根须都不掰断；我们扑过去却常把虫子弄得断须折翅。他蹲在垄沟边屏住呼吸听叫声，我们在后面像小尾巴一样跟着不敢出声。偶尔他抓到个大家伙我们空手而归，心里还是觉得特别兴奋。 最刺激的地方是胡大夫家的南瓜地。胡大夫是有名的外科郎中，夏天熬膏药、开刀排脓。他家后院有一大片南瓜地和向日葵地，蛐蛐多得“造反”。那片地被矮墙隔着大妈家的菜地，大妈家早就被我们翻遍了。我们只好绞尽脑汁想借口去“拔蛐蛐草”，胡大夫倒也爽快答应了。我们一进弄堂里就听到“唧唧”声像敲鼓一样响个不停。南瓜藤挡路我们就翻石头找洞穴。有一回我趁大家采草的时候飞快掀开一块二百斤的条石——蹦出一大堆小虫只有一只超大个体钻进泥缝里去了。我捏住它后腿往竹管里一关就得意洋洋地走了。 不过好景不长——我们光顾着抓虫把石板都踩坏了。胡大夫午睡后踩了一脚泥水当场发火：“你们百把个人进来把路都踩得东倒西歪！”活动只好暂停了。 禁令没拦住我的好奇心。我悄悄去找婉香嬢商量：“嬢嬢你看我一个人来行不行？绝对不乱翻石板。”她点点头：“大夫公公午睡那段时间你来。”于是午后一点到三点就成了我的“黄金时段”。 现在我老了阳台上又响起了虫鸣声。我想如果有一天真的住进养老院了一定得留一块荒地：种点楝树、香泡、皂角还有瓜果蔬菜；放青蛙、蜻蜓、知了和蚱蜢。让那些银发族也能蹲在泥土旁听蛙鸣、抓蚱蜢、斗蛐蛐——这也算对得起曾经的少年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