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了2026年，北京日报出版社决定推出一本书，给更多平凡人的故事找个容身之地，让这些故事能像星星一样照亮彼此。这本书名叫《补缀星光》，作者是个叫张林琪的老人，她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木玉。北京日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李峥嵘把我请去，我们俩就这本书聊了聊。李霞帮我们拍了张合影，照片里李峥嵘站在左边，张林琪站在右边。 我先问李峥嵘，为什么要选木玉的这本书出版。他说这是亲眼看着书“长出来”的。木玉老师本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之前从来没出过书。刚开始她也不太愿意动笔，觉得过去受的苦太多了，不愿意再去回忆。可是当她写完第一篇文章，讲起母亲怎么靠做缝纫活儿把家里养起来的故事后，她突然感觉心里好受多了，觉得自己得到了一种安慰和疗愈。 我又问这本书记载了什么内容。李峥嵘说木玉老师一开始写的东西挺乱的，有年轻时候的日子，也有老了学画画、出去玩儿、带孙子这些日常琐事。为了让书更有看头，我们就专门挑了她写小时候的部分出来。整本书都用孩子的视角来讲姥姥家里的故事，姥姥家里有十六个儿女呢。 我继续问这本书对社会有什么价值。李峥嵘说这本书正好证明了一个道理：写作能让人心里好受。当我们把心里的难受劲儿或者过去的经历用文字写出来、给它们起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慢慢治好自己了。回忆过去可不仅仅是把过去的事情再抄一遍那么简单，它是我们用现在的脑子去重新理解自己以前的成长经历。这个过程就像是把人生里散落的碎片用线串起来做成个整体一样，对心里的安宁特别重要。 除了个人的事儿，这本书也有大家都能懂的价值。它承载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和差不多的感情。那个年代的日子虽然很难过，但大家互相帮衬着过下来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跟现在大家都分开过的小家庭可不一样，很有历史意义。书里的几代女人也特别让人感动，不管多难都不放弃学习、想要独立自强。就像姥姥练书法、妈妈做缝纫一样，那份爱和坚韧劲儿经得起时间考验。 说到老年人出书的事儿，我问李峥嵘这几年感觉老年作者的需求是不是变多了。他说感觉特别明显。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社会上老人越来越多了。这代老人手里有钱、肚子里也有墨水儿，他们特别想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投来的稿子里大概70%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写的。我也听说过专门给个人出书服务的公司，他们那边的顾客里六十岁以上的能占到八成以上呢。 我接着问有没有特别让他印象深刻的老年作者。李峥嵘想了想说其实有好几个呢。比如书法家、民俗学家何大齐先生从七十五岁以后差不多每年都能出本书；还有京剧研究专家张永和先生现在都快九十岁了；这些年也都一直在写东西；有些老人的书还是去世后儿子抱着整理好的遗稿来找我们出版的呢。这种把稿子交给我们的感觉特别沉重；让我们觉得接过的不仅仅是一沓纸；而是一个家庭的记忆和感情啊。 对于老人为什么非要出书这个问题；李峥嵘觉得这是人的本能反应；是对抗忘记过去和死亡的一种方式；很多人自己也说不清楚为啥非要这么干；就是心里头有个执念：希望自己在这世上走过一遭；能留下点分量重的东西；写作就是老人把自己整合成一个整体、治好自己的一种方法；写作能让人有掌控感和成就感；这种倾诉出来的愉悦感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有好处。 素人写的书卖得咋样？会不会没钱赔本？ 对于这个问题；李峥嵘说任何类型的书都有卖得好的和卖得不好的；市场上有卖几十上百万本的书；也有没人知道的书；我们当然也会做市场调查去判断；尽量不赔钱；但一本书的价值绝对不能光看销量来衡量啊；好多名著刚开始也没人理它呢；这就需要我们有眼光和定力去坚持；有些书是一下子火起来的“畅销书”；有些是一直有人看的“长销书”；我们相信《补缀星光》就属于后者。 说到资金压力肯定是有的；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处理办法；有的是作者自己掏钱印的；有的能申请到资助；《补缀星光》这本书是我们出版社自己出钱印的；我们拿着选题和样张找了好多发行商沟通；有了大概的订单保证才敢印出来；大家都在想办法用最少的钱做出最好看的书呢。 最后我问李峥嵘有没有什么建议能鼓励更多老人去写作；他说现在老年素人出书最大的难处还是市场不认；一个素人的书可能价值比名人写得还大呢；却很难一下子被市场接受；这就需要我们有点儿情怀还要动动脑筋想办法去推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