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脑血管病是我国居民死亡与致残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脑卒中起病急、致残率高，给家庭照护和医疗保障体系带来持续压力。近年来，机械取栓等血管介入技术显著提高了急性颅内大血管闭塞患者的再通率，但临床仍常遇到“血管通了、功能改善不明显”的困境：部分患者大血管成功再通后仍遗留重度残疾，提示脑组织微循环灌注不足可能是影响预后的关键环节。此外，在肿瘤治疗领域，鼻咽癌等患者放疗后出现放射性神经损伤在华南地区较为多见，常导致癫痫、认知及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长期生存质量，而早期识别与有效干预长期存在难度。 原因——业内普遍认为，卒中治疗从“追求再通”走向“追求组织层面有效灌注”是必然方向。大血管再通后，微血栓形成、内皮损伤、炎症反应等因素仍可能造成微循环阻塞，使脑组织虽恢复血流通路却无法获得足够氧供，出现“无效再灌注”。放射性脑损伤则与放疗引发的血管损害、神经炎症、组织坏死及修复失衡等多种机制有关，早期表现隐匿、影像演变复杂，加之临床缺少统一的精准分层与规范流程，误诊漏诊和延误治疗风险随之增加。 影响——上述难点直接关系患者功能恢复和回归社会的进程，也推高长期康复与护理成本。对卒中而言，在治疗窗口内完成取栓只是第一步，若微循环灌注无法更改善，介入技术带来的整体获益会被削弱。对放射性神经损伤而言，患者多处于肿瘤控制后的长期生存阶段，一旦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将对个人劳动能力、家庭负担以及区域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带来连锁影响。如何以循证证据和可复制的诊疗体系降低致残率，成为脑健康领域亟需回答的问题。 对策——围绕卒中“再通后”治疗策略，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唐亚梅带领团队联合全国28家中心，开展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PEARL”，聚焦急性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患者成功再通后的进一步治疗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在发病24小时内、血管成功再通后实施动脉内溶栓，可在安全性可控的前提下改善神经功能结局。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并引发国际卒中领域专家关注与评述，为再灌注治疗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也为我国形成可推广的临床路径提供参考。 在推动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上，唐亚梅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优势，牵头发起脑血管病创新与转化学术联盟（VITAL），主张以“临床需求牵引、基础研究支撑、产业平台承接”的闭环协作，衔接分子机制研究、智能医疗器械研发与临床验证等关键环节，提升成果转化效率与跨区域协同能力。 针对放射性神经损伤此长期缺乏系统解决方案的领域，唐亚梅团队从临床病例入手，建立长期随访队列与标本库，逐步形成覆盖诊断、分型、评估与干预的精准诊疗体系，并牵头建设全国规模较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放射性脑损伤诊疗中心。其“放射性神经损伤精准诊疗体系”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相关系列研究发表于多家国际学术期刊，为完善我国肿瘤治疗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管理提供了支撑。 前景——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负担上升，我国卒中防治将从“抢救成功率”进一步转向“功能恢复率”，“微循环灌注改善”相关策略有望成为再灌注治疗链条中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肿瘤患者生存期延长使放射性神经损伤的管理需求持续增长，建立可复制的早筛、分层与规范化干预体系，将成为提升长期生存质量的关键抓手。面向未来，在多中心循证研究、数据与样本资源平台以及产学研医协同机制的共同推动下，脑健康领域有望形成更多符合我国人群特点、可推广可落地的诊疗方案，为降低致残率、提升健康寿命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从跟随到引领，中国医学科学家正在脑科学领域写下新的篇章。唐亚梅团队的实践显示，以临床需求为导向推进科研创新，并结合区域协同的转化平台，是我国突破医学领域“卡脖子”难题的有效路径。在健康中国战略推动下，这类创新探索仍将不断涌现，为全球脑健康事业贡献更多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