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的刑罚制度为什么主要以罚牲畜为主？这种刑罚制度又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呢？咱们先来聊聊清朝蒙古刑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这个制度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是因为1728年喀尔喀部归附清朝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老规矩办事。然后到了1746年，他们虽然说要遵行《蒙古律例》，但还是搞了个过渡期折中法，也就是他们在早期还是有相当大的司法自主权的。达力扎布觉得，从18世纪初一直到1728年这段时间，喀尔喀基本是自己在定规矩；等到1789年《蒙古律例》修订并颁布后，情况才发生了大变化。《喀尔喀法规》里的刑罚种类包括罚牲畜、罚财产、杀人、流放、鞭打、关在井牢里等等。这个法规明显保留了不少蒙古传统的术语和做法，比如“案主”、“雅拉”这些词。在罚牲畜的数量上，他们跟清朝的《蒙古律例》也不太一样，比如罚“一九”通常是四大头牲畜加五只羊，还得是三岁的。 再说道光七年杭锦旗旺楚克偷羊那件案子，当时是根据条款数量把偷的羊折算后发到山东、河南去处理，责任人也都按责任大小分别处罚了。从1789年以后，《理藩院则例》就逐渐开始完善起来了。这个《则例》最早是嘉庆十六年开始编的，经过嘉庆、道光、光绪三朝不断修改补充才变得这么完善。不少学者认为这东西其实就是《蒙古律例》的延续。在刑法门类上，《则例》不但继承了原来的盗贼、人命、喇嘛这些类别，还新增了边禁、强劫、偷窃这些内容。刑罚种类大体上也差不多还是原来那些，但在判罚轻重和情节考虑上细化了很多。 比如《蒙古律例》规定二十匹以上的偷窃案不论主从都要处理，而《理藩院则例》把这个标准提高到了三十匹以上；还有绞监候也改成了发遣这种流放刑。另外通过增加一些引用条文和案例条款让制度更能操作。 整体来看《理藩院则例》覆盖面挺广，各类犯罪行为基本都管到了；条文精炼、针对性也强，还能通过引用条款补上缺失的部分。相比之前的《蒙古律例》，它的制定确实把清朝蒙古刑罚制度给丰富了很多。 总的来说《喀尔喀法规》算是在蒙古贵族还掌握着地方立法权的时候搞出来的东西，这就把蒙古刑罚的传统特点给保留下来了；同时也反映了地方适应环境和制度一步步演变的过程。这个法规在喀尔喀早期调整社会秩序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加上后来道光时期的发展变化，这就让清代的蒙古刑罚制度变得更加成熟和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