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站在那块刻着“董公堤”的石碑跟前，就好像看见两百多年前写这首诗的凌寿祺飘过来了。他在诗里说，这堤坝就像横跨天的彩虹，水里倒映着花柳、杨台，还有各种漕船商船来来往往。这时候你要是靠在花岗石栏杆上想当年，心里头肯定得琢磨，那些把绳子勒得手上全是血、脚下全是泥的拉纤人，突然脚下变结实了，泥也没了，芦苇刺也不扎人了，他们肯定知道日子变好了。至于到底是谁干的好事？其实人家也搞不清是谁修的堤，但心里都明白那是个好官。其实修堤本来不归榷关管，职权在山东济宁那边的河道衙门手里呢。运河不出事谁也不想干这活儿；可浒墅关那边的关官们后来琢磨明白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光绪二十八年以前河道衙门才被裁撤，运河的事才给了地方。明朝有两位关官就挺会干，他们把“分外事”给做成了自己的分内事，让董公堤成了吴中这个活码头的命根子。 第一位是嘉靖年间的董子策。他刚来一看，塘岸全是风化的石块堆的，高低不平还坑坑洼洼，桥墩都快散架了。董子策决定彻底重来别再瞎糊弄了。他自己掏腰包领着人干了二十里路从浒墅关修到枫桥铁铃关。这是老百姓头一回有了“董公堤”的称呼。张寰把这些功劳刻进石碑里藏在真武殿后面了，虽然现在这碑没了，但“自掏腰包也要让百姓好过”的故事一直留着。 过了五十多年万历年间的董汉儒又来了一趟。堤岸被大水冲得破败不堪了。按理说官场忌讳重修旧堤——那名声名利都是别人的。但董汉儒不怕这套。他这人刚正得很，后来还当上兵部尚书了，富贵了也不忘老百姓的情分。他硬刚福王、魏忠贤都不眨眼。他修堤就是为了对得起“百姓”二字。 又过了二十年张铨接着干。这时候财政紧张税款收不上来朝廷还派税使盯着收税关卡收入少得可怜。“既无名又无利”的活儿换别人早不干了。张铨还是义无反顾拓旧堤建新堤让董公堤成为有记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整修。董其昌在《重修董公堤记》里把他比作文人相轻里最缺的那种廉吏：处在油水地里不沾自润胸怀还特别宽广有才干。老百姓为了感谢他就把堤起点崇福桥改名叫张公桥——这个名字记在老百姓心里而不是史书里。 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去江南视察的时候地方官都会借机兴修一番工事。堤倒是修好了“受益的还是老百姓”；就是少了前几任那种“自掏腰包也干”的狠劲儿官方档案里这段工程都变成了例行公事。 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两岸居民楼的灯亮了起来霓虹灯把运河映成了一条流动的银河马达声和鸣笛声推着时光轮子滚滚向前。我心里头明白了一条河堤能有多长那个“为民谋利”的精神长度没个头；史书可能会忘了人的名字但绝对忘不了好人的好事。那些把多余的钱留下来建设吴兴、把名声让给后人的官员们一次次用“自掏腰包”告诉后人：真正的贤人精神永远不会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