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辩口利辞”，周游列国都能腰缠万贯；范蠡弃官经商，几次散尽家财又迅速暴富。白圭看着《陶朱公范蠡》入了迷，把两本厚书从头读到尾。他拍拍书案说，为什么不干脆学这两人，把算账做到治国的高度？从此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就捧着兵书、法书、阴阳书甚至卜筮书来看。只要抬头看天象，低头算星宿，就能在账本上提前写好明年的收成。别人笑他搞迷信，可战国那会儿粮价十年涨一倍，唯独他的粮仓每年都满满的，“读书”让他有了稳赚不赔的“期货”。 他把伙计们都当合伙人。自己吃得差，却定下规矩：荒年照发工资，丰年多发红利。有人说不如多囤粮食，白圭摆摆手：囤得再多没人搬也是死谷。他弄了个“同苦乐”制度，老板和伙计一起住一起吃。一到灾年先把老板的口粮减了，结果大家都死心塌地干活。“共苦”让每次丰收都成了复利。 做生意得眼疾手快。战国市场凶险，一耽搁就亏得血本无归。白圭琢磨出“四闻”法：听齐国稷下先生说哪里要旱；听纵横家散布秦国要打韩国的风声；看本地粟价涨了三成；看逃荒的人越来越多。这四样凑齐了，他连夜派人赶空车去韩国，趁着秦兵没动手，用低价把粮食买回来。短短一个多月，“猛扑”让他先把战争赔款揣进了腰包。 治理还要靠规矩。他把仓库当城池，账簿当律令。定下“铁规矩”：想囤积居奇的把本钱全罚没；私借谷物的十倍利息赔回去；偷拿运费的赶出齐国。有人说太严了，他反问道：国家没有永远的强大，法律没有永远的软弱。治理大国像煮小鱼一样讲究细节，做大生意也像治理千万座城一样要讲规矩。于是齐国的商旅都怕他那套“白氏律”，又把它当护身符一样珍爱。乱世里“法治”帮他把风险降到最低。 凭着读书、共苦、猛扑、法治这四招———白圭成了战国第一大富翁。后人奉他为“商圣”，不光因为他富得流油，更因为他把做生意写成了一门可以传下去的“治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