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余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刺客列传》，为五位刺客立传。此卷并非歌颂暴力，也不以血腥取胜，而是借锋刃与生死，写出乱世中“以身殉义、以命担道”的精神气质。其中，曹沫与专诸排在篇首。两人的故事相隔一百六十余年，却共同构成了司马迁对“刺客”这一历史形象的核心定义。
曹沫的匕首与专诸的鱼肠剑之所以写入史册，不只因情节惊险，更因它们照见了一个时代的秩序难题：当规则不足以约束强权、当信用需要代价来背书，个人便可能以极端方式为国家利益与政治承诺“加注”；重读这些故事，重要的不是沉溺热血想象，而是从历史回声中理解：真正稳固的安全与繁荣，终究要靠可预期的制度、可兑现的承诺与可被共同遵守的规则来支撑。